1927年之时，蒋介石和冯玉祥头上都顶着“总司令”的头衔，这是早期蒋冯电文多以蒋总司令、国民联军冯总司令开头的原因。

不同之处在于，蒋介石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而冯玉祥是国民联军的总司令。

蒋介石的崛起同黄埔军校分不开。孙中山为建立革命武力，于1924年6月成立黄埔军官学校，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同年10月，军校学生平定广州商团事变，蒋介石的黄埔系开始崭露头角。1925年2月，蒋介石率军校教导团以及粤军第一次东征，连战皆捷;6月，蒋介石又讨平了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巩固了广东这块革命根据地的同时，也为自己后来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冯玉祥成为国民联军的总司令颇有一番曲折。

冯玉祥本名冯基善，字焕章。1882年出生于河北保定，十一岁因家境贫寒失学，只得住在父亲的营盘里自修功课，其父希望替他补上兵额，领得一些“恩饷”以补助家庭用度。当时他父亲所在的清朝保练军是著名的“父子兵”，一般人是很难补得上的。后来营中终于有了一个缺额，管带苗某就说：“这回该叫冯大爷的儿子补上去。”主管人员问：“叫什么名字?”苗管带一时想不起来，又怕耽误这一机会，就随手写了“冯玉祥”三字。从此，这个名字就正式使用起来。

从军之后，冯玉祥历任哨长、队官、管带、协统、师长，一直做到陕西督军、河南督军、陆军检阅使等，以治兵严厉闻名。1924年9月，北洋军阀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以直系部将，率所部自古北口班师回京，与老同盟会员胡景翼、孙岳两军会合，号国民一、二、三军，趁机倒戈，反吴佩孚发动首都革命。从此，国民军成为新兴崛起的独立军系。1925年1月，冯玉祥专任西北边防督办，将国民一军各部统辖于西北边防督办署，改称为西北陆军。

1926年初，由于曹锟、吴佩孚的直系联合张作霖的奉系在华北夹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广东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指出，“国民军退出京津，尚未被完全消灭前，英、日两国比协定以奉军对西北之国民军，以吴佩孚对南方之广东革命军，故应联络国民军，使其退守西北，保留固有之势力;并于三个月内出兵北伐，在吴势力尚未充足之际，一举占领武汉。”

正是如此，1926年6月3日，蒋介石电邀冯玉祥来粤共筹大计。6月11日，人在苏联莫斯科的冯玉祥复电：“我救国军队非会师武汉，不能达救国之目的。”并电文派李鸣钟、刘骥全权赴粤会商。按照陶英惠教授的理解，蒋介石与冯玉祥互通函电，“可能自此始”。

其后，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誓师北伐。这年的9月16日，冯玉祥自苏联归抵五原，17日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实际上，国民政府誓师北伐之时，国民军正在与直奉联军酣战。誓师之后的冯玉祥，收拾残局，重整旗鼓，正式加入国民革命行列，平定甘陕，出潼关而鏖战中原。

这一时期，蒋介石对冯玉祥可谓“赞誉有加”，其在1926年12月6日的电文中就写道：比闻督师出陕，节麾载道，风威所播，遐迩钦崇。吾兄救国之赤诚，奋斗之热忱，西北推为柱石，同僚视为导师。

1927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分裂成武汉和南京两派—宁汉分流，再加上占据北方的张作霖，出现了3个政权对峙的局面。统辖豫陕甘三省，控制着陇海、京汉铁路交叉口的国民党员冯玉祥，一下子成为南京蒋介石和武汉汪精卫都极力争取的对象。

对于双方的拉拢，冯玉祥采取了两面手法，一边派刘骥为驻武汉代表，一边派熊斌为驻南京代表。当宁汉两方都委任他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时，他均不就职，仍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自居。

蒋介石最终用“雪中送炭”打动了冯的心。坐拥重兵的冯玉祥也有烦恼—西北穷苦，40万大军的军需供应始终是个难题。在宁汉之间，冯玉祥选择支持蒋介石，虽然婉拒后者要他“向武汉进兵”的提议，但在“清党”和联合北伐上都决定和蒋结盟。

宁汉合流后，蒋介石于1927年8月13日被迫下野，南京群龙无首，冯玉祥为张宗昌奉鲁联军进犯所苦。于是，他于1927年8月14日、9月25日、12月1日再三呼吁迎蒋复职，并约阎锡山一起于12月11日拥蒋出山，还派出部下张之江等东渡日本迎蒋回国，电文说“介公一身紧系党国安危，无论如何艰辛，无论如何谤毁，必须努力完成革命工作。”

1928年1月9日，蒋介石通电冯玉祥、阎锡山等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同时，冯玉祥大败张宗昌，蒋介石再次专程从南京到河南与冯相会。在郑州，两人交换兰谱，作了盟兄弟。蒋送冯的帖子上写着“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冯回赠“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

从此，蒋给冯来电必称“冯总司令焕兄”，冯去电必称“蒋总司令介石我弟”，煞是亲密。

特别是1928年4月6日的一封蒋介石答谢冯玉祥赠马的电文尤见两人关系之密切。其文如下：冯总司令焕兄同志勋鉴：章密。赐电敬悉。承赐马匹，无任欣感。如此间派员往运，来往费时，候用甚急，务请兄派员送来为荷。弟中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