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看到很多赤壁、荆、襄的讨论，有感撸了一篇废话。私以为，从《隆中对》的制定，到长坂，到赤壁，再到益州，及此多年后的北伐都是围绕着最初的《隆中对》一步步执行的。但计划归计划，执行归执行，一环套一环，一环出现问题，可能就需要临时弥补，然后重新回到原来的路上。文章在战略要略之外加上一些其他的地理、农业、经济等因素，综合考虑。（很多地方有悖于我以前的思路，但写着写着也觉得不矛盾，所以一路撸完了！）

按照《隆中对》的说法，要经略中原，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由荆、襄以窥宛、洛，二，出汉中以向秦川。当时曹操以许昌为都城，而荆、襄距离许昌最近，用兵亦最方便，因此这两路大军，是荆、襄为主而汉中为辅，荆、襄与汉中相呼应。

诸葛亮的想法是希望刘备亲自率领益州之众出秦川，等到刘备到秦川的时候，中原已经大部分平定。再按当时的分配，所谓命一将领以荆州向宛、洛，诸葛亮的是想自己来担当这个重任。

刘备西取益州时，诸葛亮自己留守在荆州，而命庞统辅佐西行。当时远征益州的军队仅数万，实际重兵都留在了荆州，以备日后的北伐。诸葛亮走后，镇守荆州的责任就落在了关羽身上。

【《先主传二》：“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又《法正传》：“郑度说璋曰：“"左将军县军袭我，兵不满万””】

荆州失守影响了《隆中对》

经略中原是要以益州的安定为前提的。荆州虽是用武之地，但必须以益州来接应，才有胜算。以当时的情形来看，关羽的出兵北伐，其决策似乎是很仓促的，不仅益州没有赶得上接应，就连邻近的上庸守将刘封和孟达都没能赶得上。

另，诸葛亮经略中原的计划，原是先外结孙吴，构成辅车之势，才可以彼此呼应。关羽出兵的时候，和孙吴的关系显然很僵。虽然诸葛亮最初的计划很完善，但不料执行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即便关羽没有和孙吴闹僵，但关羽的出兵亦为时过早了，因为时机没有把握好，以至于，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攻取襄樊的时机过早。

《隆中对》的策略上曾提到：“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这里明确的指出，若是要出师北伐，必须等到天下有变。赤壁之战，曹操铩羽而归，只损失了一部分兵力，并非全盘瓦解。关羽逞其勇力，率而出师，虽然得到一时的胜利，曹仁、于禁因天时、地利不合，而败。曹操虽然想迁都，但群下谋士认为暂时还不可“变”，至少目前还没有到不迁都不可的地步。此为天下“未变”。

（插播：魏讽案的发生，是不是所谓“变”的出现？仅是考虑，还没什么依据。与本文无关，只是记录。）

由荆、襄出兵向宛、洛的计划，不仅是诸葛亮一个人的构想，也是当时整个蜀汉的国策。当时的战略部署，荆、襄的地位比汉中重要的多；宛、洛的重要超过于占领秦川。

前面说过刘备西征的时候带走的兵力只是一小部分，其余的都留在了荆州，以待中原有“变”。刘备初得益州之后，孙权袭取荆州的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刘备竟亲自东下，与孙权争夺。其后关羽失败，荆州落入孙吴之手，刘备又不顾一切，倾全国之力东征。

假如真的以北出秦川一线为主力，按当时的情形，刘备应该于平定益州之后，即与张鲁争夺汉中，为什么竟舍汉中而与本该同盟的孙权争夺荆州三郡呢？

即使如此，后来在取得汉中之后，也并非积极的想由此北伐，而仅仅是用此地来消除曹魏对益州的威胁。原因之一，此时曹魏的势力已经由汉中渐渐转移至巴西。后来，刘备趁曹操回邺，取得了汉中，这是当时必然的形势所迫。

荆州的失守是影响《隆中对》的外在原因。

对益州总体形势的高估：

《隆中对》对于益州的估计显然是过高了。“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再则说，“民殷国富”，似乎是预见了取得益州即可解决军资问题，但实际上未必如此。益州的富庶虽久为一般人所公认，尤其是在董卓之乱以后，中原各地残破不堪，而益州一隅距离中原较远，没有怎么受到中原兵灾的影响，还保存着元气，也是很多人觊觎的地方。

见【《先主传二》裴注引《献帝春秋》曰：孙权欲与备共取蜀，。。。。。。。。备欲自图蜀，拒答不听曰："益州民富强，土地险阻，刘璋虽弱，足以自守。】

【《庞统传》裴注引《九州春秋》“九州春秋曰：统说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於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

【《法正传“阴献策於先主曰："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於内；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冯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

《许靖传》裴注引《益州耆旧传》【谓璋曰：“今之益部，土美民丰，宝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倾复”】

《董和传》【益州牧刘璋以为牛鞞、江原长、成都令。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

但富庶也不是没有条件的，人口的多寡会影响到粮食的分配充足与否。东汉末年，中原纷乱，更显得益州的安逸，因而成为中原人士避难之所。刘焉、刘璋父子入蜀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其他以此理由入蜀的就更数不胜数了。许靖、刘巴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刘二牧传刘焉传》【焉内求交阯牧，欲避世难。】裴注引《英雄记》【曰：先是，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

《法正传》【建安初，天下饥荒，正与同郡孟达俱入蜀依刘璋，久之为新都令，后召署军议校尉。】

许靖本是汝南名士，竟然不惜险阻，绕过吴、会，越海而至交州，有辗转而到达益州。见《许靖传》

刘巴虽籍零陵，距离益州不远，但因为道路险阻，也绕道交趾，再到益州。见《刘巴传》

后来刘备自樊城，经赤壁之战所带的数万荆州人士也随刘备一起入蜀。《蜀书》中大多本非益州籍的人大多是这个原因乔迁至此。因此也在益州形成了另一股势力，其间以外来的荆州势力最为强盛。

《蜀书》从诸葛亮起到杨戏，有独立传者五十六人，附带传记者十六人，其中有两人没有记载籍贯。（《董允传》后黄皓，《蒋琬传》后的刘敏，没有记载籍贯。）其余70人中，益州本土人士仅仅23人，而非益州人士竟达到47人。部曲之风，远于东汉，下至魏晋，十分普遍。刘备过襄阳，所带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士众多，比到当阳，众十余万。

而实际入蜀后，由于“僧多粥少”益州本土人士对外来的表示不满，甚至排斥。（《刘二牧传》【又讬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馀人，以立威刑。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由此反攻焉，焉击杀岐、龙。】；《后主传》【建兴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拥郡反。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闿反，流太守张裔於吴，据郡不宾，越隽夷王高定亦背叛。】）主客不穆，并且已经演变到比较严重的阶段。人口的增多当然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及其他资源，这不得不使益州的富庶相对减少。这种因为人口的突然增加而几乎超过资源饱和点的情况大概是诸葛亮在制定《隆中对》策略时所没有想到的情况。

从《三国志》的记载来说，当时称道益州富足的益州当地人并不多，且都是泛泛之词，而非益州本土人士则大加赞赏益州的富裕，这种情况也有外地人不了解本地实际情况所造成的原因（刘备，诸葛亮，庞统等所论，都是未入蜀之前，许靖、董昭二传所记载的也是刘备未入蜀前的情形。法正所云，则是蜀人说蜀事，泛泛之词，并无确指。），并且也有可能因为当时处于战乱时期，对于相对安定的益州抱有强烈的渴望意识所造成的憧憬。

东汉末年迁徙到益州的侨民之多，虽然有益于农业发展，但蜀中依然粮食供应不足。

当时迁徙到益州的侨民虽然多，但许多都是达官将吏的部曲，这些部曲在军事方面的意义远超过其在经济、农业方面的意义，因此他们更多的属于“消费者”，而非“生产者”。

刘备入蜀虽然带来很多侨民，但连连征战，行军对垒，转输军实，都需要巨大的人力，蜀汉对于这方面经常感到不足，因为资源的贫瘠、人力的不足，向外掠取也是事实。连年用兵，人口的损失也造成了人口的损失。“食之者众，生之者寡”，按《续汉书郡国志》记载“顺帝永和五年（140年）益州人口计有九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七，口七百二十四万一千二十八。”到蜀汉灭亡时（263年），后主交给邓艾的降表，却只记载了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三国志后主传》裴注引王隐《蜀记》所载后主送《士民簿》。）

因此，刘备入蜀前后，迁徙的侨民虽多，但对于益州的农业没有什么实质帮助，且后期征战不停，反而使人口急剧减少，而使其经济、农业愈发不振。

法正一再劝刘备取汉中，就是因为经济、农业等资源的原因。（《蜀书诸葛亮传》“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此事为建安二十六年以前，此年以前，刘备曾于二十年与孙吴争荆州，二十三年又与曹操争汉中。此时刘备还有刘二牧留下的余绩，不至于过度空虚。）但后来，刘禅即位，诸葛亮正厉兵秣马，准备大举北伐，却出现了“务农值谷，闭关息民”，“休士劝农”见《后主传》。并且以后主的诏令，“劝分务穑，以阜民财”（见《后主传》），其中情形不言而喻。诸葛亮又与杜微书，也以“闭关劝农，育养民物”为言，其苦心可想而知。这种粮食不足的情形，已经超出了诸葛亮的预料，也妨碍了他的定国大计。

刘备入蜀之初，不能妥善筹备详实的计划，而草草令关羽以荆州之军轻饵强敌，致使北伐的策略必须彻底的改弦更张，多因粮草的不足。如此，《隆中对》的策略只实现了一半，即偏安一隅的霸业，而非兴复汉室的鸿图。

诸葛亮南征，正是为了解决粮草问题。并且，后来蜀中的军粮民食也确实依靠着南中各地的供给。《蜀书诸葛亮传》“南中平后，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同时从另一路出兵的李恢，也所获不少（见《李恢传》）。即便是在邓艾入蜀的时候，蜀中也有意迁都到南中（见《蜀书谯周传》）（见《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及《华阳国志》：则犍为郡武阳、南安二县有铁官，武阳县有盐官，朱提县出银铜。。。。。又永昌郡不韦县出铁，博南县出金）南中各地不仅是益州的粮食仓库，且其他物产也非常丰富，这就是诸葛亮上台后，首先南征南中的一个原因。南中不仅盛产盐、铁、金、银、筒、铅、锡等矿产，此外还有耕牛、战马以及犀、革等，见《李恢传》。这些东西均是军用所不可或缺的。

回到诸葛亮的《隆中对》策略，虽然策略中只提到了荆、襄和秦川两方面，但诸葛亮还注意到了从上庸、新城东出的一条道路。上庸相当于现在的湖北竹山县，新城则相当于现在的湖北房县，都是汉水上游的重镇。这些地方西连汉中，东边则通南阳、许昌，若由汉中出兵，循汉水东下，南行可坿襄阳之背，东行可直捣南阳，进围许昌。但这条道路险要多阻，只能在必要是出其不意，而不能堂而皇之的布阵。刘封、孟达之所以布兵这一带，正是为此预备。这个任务异常重要，但却因为两人的矛盾贻误了军机。失荆州在前，上庸、新城败于后，整个东翼一损俱损。而后来，曹魏迁都洛阳，此时北边出秦川一带变成为了蜀汉的主力，而东翼荆州连接上庸、新城一带便降到了次要地位，而丢失荆州后，作为随机策略的上庸、新城便没有了原先的价值，因而也常常被忽略。

北出秦川

本来由益州到秦川，以过汉中而越过秦岭为正常途径。然而诸葛亮北伐的时候，却绕道西行，过天水、武都各地而出祁山。六次北伐其中三次都是在祁山东南部绕圈子（见《蜀书后主传》：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八年，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张郃由子午。。。。大雨道绝。。。。九年春，二月，亮复出。。。粮尽退军。。。。。。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八月，亮卒于渭滨。），只有两次是从散关和褒斜道越秦岭到渭滨（祁山、武都、阴平各地均在今甘肃东南部。陈仓，今陕西宝鸡县，斜谷在今陕西郿县南山中，故六次出师，仅第二次出散关，最后一次出斜谷，目的为以直趋长安）。

诸葛亮死后，姜维篡承旧绪，也曾数伐中原，而兵争之地依然是偏重于祁山、武都、阴平等地。诸葛亮北伐时，魏延曾建议北出子午谷以直取长安，算起来也是最短的捷径，可是当时诸葛亮并没有采用。

子午谷计划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能一概厚非。一，蜀中出兵最大的顾虑是兵粮问题。如果悬军深入，运道险阻，前军临大敌，后面又无接济，则危险程度骤然提升。魏延的计划，其一，依托夏侯懋胆怯的性格，料想不是自己对手；其二，待夏侯懋逃走后，取关中粮食、军需，就地取材，则无需从蜀中运送，则最大的“补给”问题就解决了。其三，再以关中，东取中原，可与曹魏争天下。多年后邓艾攻蜀，由关中西登陇坂，再以陇上为基础，自阴平南下，直入益州，就是采用的这个方法。这是奇策，而奇策需要趁敌人不备而己方的兵力可以完胜的情况下才可以用，稍有闪失，则万劫不复。诸葛亮不是不明白这个计策可行，只是当时他还有另外的计划，而没有立刻采用魏延的献计。

稳妥的北伐策略屡次失败后，诸葛亮想起了魏延的旧计（或许并非是想起，而是到可以走子午的时候了），亲自率军北出五丈原，但此时镇守的不再是胆怯的夏侯懋了，而是老成持重的司马懿了。时过境迁，曹操仅拖延了几日没有攻取蜀中，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诸葛亮一拖几年，再依旧计，则再也没有施展的余地了。

分析一下诸葛亮为何几次不走秦岭，而要绕道于武都、阴平等地。

此时，曹魏的势力已经拥有了整个中原，西到秦陇，北到幽燕，东汉末年14个州，曹魏已经占了9个，另外还和东吴分据了荆州、扬州的一部分，而蜀汉仅占益州一个地区，其势力的强弱不言而喻。

蜀中人口不足兵源也是问题，且多年安逸，民不习武，能用上的人几乎都以军需为第一要任，且前面说到的农业也是问题所在（见《蜀书吕乂传》“迁巴西太守。。。。无逃窜者”）。这种情况下如何能与中原强敌对抗？

立足凉州，充沛人、马、物资，以图北伐：

论秦汉以来的兵源不得不想到凉州，汉武帝时期的“六郡良家子”，大半都是来自凉州东部（见《汉书地理志》：“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名将多出焉。《注》，师古，六郡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陇西、天水、安定、北地四郡皆凉州东部郡，在今甘肃东部、南部。）“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见《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后汉书虞诩传》则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所谓“山东”、“山西”指崤山东、西。“关东”、“关西”则指函谷关东、西。函谷关在崤山中，因此仅仅是范围大小，但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个地区。），而实际上出将最多的地方是山西（崤山以西）凉州一带。说到原因，恐怕与崤山、函谷关离边塞较近，不得不习武以抵御频繁的疆域争斗（《汉书地理志》：“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这是当时的风气所造成的。东汉末年，董卓乱政，正是以凉州起家，关东诸侯竭全国之力，亦无法奈何凉州兵。

另外，凉州兵的威力在马腾、马超父子身上也可窥见一斑。马家本是凉州世家，在凉州一带羌人中有一定的号召力，马超投奔刘备，蜀汉既得到了凉州兵的一部分力量，又因马腾家小死于曹操之手，因而马超与曹操又是死对头。因为这些原因刘备对马超是很“看重”的，刘备称汉中王得时候，上表汉献帝，平西将军都亭侯马超的名字居第一位（《先主传二》秋，群下上先主为汉中王，表於汉帝曰："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左将军长史领镇军将军臣许靖、营司马臣庞羲、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臣射援。。。。。。）虽然军衔级别是很高，但以表对马超的重视（刘备封马超的诏令中也提到“信著北土，威武并昭”），并以此威慑曹操。

但马超过于勇武，恐怕他难以制服，因此在马超归蜀汉后并没有在实质的战役上有所重用，仅仅是借其威名，而将其本人置于闲散之地。马超也因为居人篱下，处处小心怕被人猜忌，以致最后郁郁以没（见《彭羕传》）。但诸葛亮对平庸的马岱则另眼相看，或许正是因为马岱的平庸，便于管制。诸葛亮用人谨慎，难以管理的人，即便再有本事都不会重用，这点还可以从姜维身上看出一些端倪。姜维论其才智，算不上什么很了不起的人物，但到了诸葛亮的眼里就不一样了（《姜维传》【亮与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书曰：“姜伯约忠勤时事。。。。其人凉州上士也”又曰："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约甚敏於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於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宫，觐见主上。"】）。

得到诸葛亮的重用，对于姜维来说是幸运的，但在诸葛亮内心而言是有更深一层意义的。姜维崭露头角的时候，马超已死，马岱也老了，凉州方面需要有新的人来控制、带领，此时出现的姜维正是继任这一“要务”的最好选择，从“号召力”方面来看姜维不过是马超、马岱的一个替身，虽然未必有马超等的号召力，但有总比没有强。因此，姜维来到后，诸葛亮推心置腹、赏识有佳、委以重任。因而，诸葛亮之用姜维，看重的并不是姜维本身的能力，而是身后所代表的意义。

诸葛亮死后，姜维很好的继承了诸葛亮的遗愿，北伐路线依然是在凉州境内“兜圈子”。说到这里，诸葛亮北伐的策略显而易见了，诸葛亮的打算是以凉州为基础，先拿下并巩固凉州，而后第二步再经略中原，与曹氏对抗。诸葛亮最后一次出兵，那时凉州基本已定，该充沛蜀军的拿来充沛蜀军了；该迁徙到蜀中的民众、物资等也迁徙的差不多了（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军出祁山，败于街亭，铩羽而归，拔西县（甘肃天水县西南）千余家还汉中。），“魏延的计划”现在则可以实行了，可惜大限将至，逝于五丈原。后来姜维继任，统率军政，也曾效法这个策略（《姜维传》【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蒋琬传》【“。。。。辄与费祎等议，以凉州胡塞之要，进退有资，贼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汉如渴，又昔偏军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长短，以为事首，宜以姜维为凉州刺史。若维征行，衔持河右，臣当帅军为维镇继。。。。。。。”】）。又如，建兴十四年，迁徙武都氐人于广都（见《后主传二》、《张嶷传》）；延熙十年，徙凉州胡于繁县（见《后主传二》、《姜维传》）；延熙十七年，又徙狄道（甘肃临洮县）、河关（甘肃临夏县西）、临洮（古城在今甘肃临洮县西二百二十里）三县民众于绵竹、繁县（见《后主传二》及《姜维传》。自西汉到魏晋，凉州没有河间县，仅有一河关县。）凉州的氐人、羌人也一直服务于蜀，作为到了诸葛亮时期显然收效颇丰。另一面，曹魏也没有放弃过迁徙凉州民众于关中的工作（《杨阜传》【及刘备取汉中以逼下辩，太祖以武都孤远，欲移之，恐吏民恋土。阜威信素著，前后徙民、氏，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馀户，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负而随之。】又《郭淮传》【正始元年，蜀将羌维出陇西。淮遂进军，追至强中，维退，遂讨羌迷当等，按抚柔氐三千馀落，拔徙以实关中。。。。。。。八年，陇西、南安、金城、西平诸羌饿何、烧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结叛乱，攻围城邑，南招蜀兵，凉州名胡治无戴复叛应之。】）。

诸葛亮屡次对凉州地区用兵，除了人力的吸引力以外还有良马的诱惑。

刘备入益州后，魏、蜀之间战役很少会用到水军了，更多的是步兵和骑兵为主力的对抗。益州虽然也产马匹，但比起起凉州、秦陇的良马就略逊一筹了。（《孙权传》【权遣校尉梁寓奉贡于汉，及令王惇市马，又遣朱光等归。。。。。。。“（嘉禾）四年夏，遣吕岱讨桓等。秋七月，有雹。魏使以马求易珠玑、翡翠、玳瑁，权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辛毗传》【毗上疏曰："窃闻诸葛亮讲武治兵，而孙权巿马辽东，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可见，在远离的东吴，想求得好马，并不是容易得事情。凉州是个好地方，不仅有人力，且有良马（《汉书地理志下》【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以益州为起点北伐的困难：

栈道的险阻常常使得兵粮不能及时运达，若能直取关中，则可以就地取粮，这是魏延的计划，因为关中也是一个粮草富足的地方。不过在魏延讲出这个想法的时候，蜀汉还不具备直取关中的能力，因此并不容易实现，若有差池，则万劫不复。诸葛亮的几次北伐皆因军粮补给不到位而引归（《后主传》和《诸葛亮传》均有记载，建兴六年诸葛亮两次北伐，九年再出祁山，皆以粮尽而还。），最后一次，诸葛亮越过秦岭到达渭滨，且欲就地屯田、取粮与曹魏相持（《诸葛亮传》【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於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於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可见诸葛亮方面缺粮严重。凉州的东南部虽然不比关中的富足，但也非常可观，以这里（凉州东南部）作为落脚点、基地，以解决从栈道运送粮草的困难，确实是一个办法。

若以兴复汉室为目的，经略中原，理应出秦川而东行，而前几次北伐却相反，是出汉中而西上，看似背道而驰，太过迂回，但以当时的各种实际情况来看，如果不取得凉州，以凉州为物资供应的基础地，少兵，少粮，少马，则经略中原也是水中月。在这些物质条件没达到以前，东向与曹魏争夺中原无疑是自取败亡。

前面提到过，隆中对的策略是两方面着手：一，从荆、襄以向宛、洛；另一个，由汉中出秦川。若不由取荆、襄取宛、洛，则秦川的兵团成功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荆州失守，益州平定后，虽然“中原”依然是最终最大的目标，但显然策略有所改变了。不先取得凉州，无以扩充军资，充实国力。这在《隆中对》上是没有体现的，或者说也许是诸葛亮当初没有想到的实际困难。

由此可见，诸葛亮入蜀后，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足食”、“足兵”两方面，虽然连连用兵，实际是以“攻”为“守”。（机会对于诸葛亮来说也许早已失去了，“内政”花了他太多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