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地位和资历比蒋介石高出很多，但是他甘做绿叶，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蒋介石。

后来，他被蒋介石排挤出政界，从而过上了吃斋念佛的生活。

他就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

张静江

张静江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

张静江（1877—1950）浙江湖州南浔镇人，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在结识孙中山先生后便开始对孙中山先生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孙中山先生称他为“革命圣人”。后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其主持建设委员会工作，蒋介石称他为“革命导师”。在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为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在孙中山逝世后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推举张静江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他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并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

1918年春，孙中山在广州任大元帅，张静江为使蒋介石将来有所发展，便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担任上校作战科主任；1922年夏天，当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处于危难之中时，张静江让蒋介石到广州中山舰上侍奉孙中山40余日，从而取得孙中山的信任。之后，蒋介石撰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该书由孙中山题名、张静江作序并资助出版，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声望，非常有助于蒋介石政治上的崛起。张静江扶持蒋介石步步紧随孙中山，为以后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提供了可能。1924年5月国民党黄埔军校成立，张静江再次向孙中山力荐蒋介石。随着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开始在国民党内发展自己的力量，为其一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静江不但对蒋介石的政治前途多方提携，对其婚姻大事也颇为关心。最为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和陈洁如之间的婚姻，张静江可谓关怀备至。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该婚姻之“合”乃张静江所为，“离”亦是张静江所劝。当然张静江为其婚姻的劝说“合”“离”的苦心也是为了其盟弟蒋介石在政治上的迅速崛起。

1926年5月，蒋介石为在北伐期间使国民党的大权不至于旁落他人之手，便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极力推举张静江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两个月后，张静江为树立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威望，力辞此职，提名由蒋担任，但在北伐期间仍由张静江代理该职。两人你来我往，通过张静江的步步扶持，蒋介石便逐渐登上了国民党的权力顶峰。

蒋介石对张静江的帮助十分感激，曾言自遇张静江之后，犹如枯木逢春，对自己的栽培之情，犹如草木仰之泰山一般。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崛起很大程度得益于张静江的大力支持，蒋介石对张静江革命“导师”的称谓看来并不为过。

蒋介石对于孙中山与张静江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曾在致戴季陶的信中将戴季陶与上述两人做过比较：“吾谓孙先生待友，其善处在简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静江待友，其善处在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吾之待兄固亦奉为畏友良师，然而敬惮之心，终不能如对孙先生与静江者。”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张静江的地位之高。因为就蒋介石所言，能够与“国父”相提并论者，唯有张静江一人。

张静江和蒋介石的矛盾根源

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致力于国计民生的张静江与大权独揽、独裁中国的蒋介石矛盾日深，后因与蒋介石亲信陈果夫、黄郛等人冲突，1930年被免职。

双方的矛盾主要是由于双方对建国之后在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张静江认为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按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把被革命破坏的生产重新建设起来，使国家变得富强，以成为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摆脱鸦片战争以来的弱国被欺的局面。而蒋介石则想一心一意“剿共”，进而武力“统一全国”，确立自己在全国的统治地位。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使经济建设缺乏一个安定的国内环境，对于张静江所主持的建设委员会而言，无疑是个不利的因素。况且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四大家族”的崛起对张静江所主持的建设委员会也存排挤之意。因为虽然张静江的建设委员会已经按照计划成立，但是，国民政府并没有按时为其拨付建设的经费，仅仅在其成立的时候，一次拨付10万元了事，直到建设委员会裁撤。

由于张静江与蒋介石两人在“剿共”和建设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张静江于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上便被排挤出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十年代中后期渐渐地离开了中央政治的核心。自然其所管辖下的建设委员会也随着其权力的下降而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逐渐变得微弱，以至于在后来仅仅管理属于自己的几个附属企业，如淮南矿路局、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等。虽然名义上还管理着全国的电力工业，可是也只是发发电厂的营业执照而已，别的也就没有什么建设事业可言。

张静江

晚年吃斋念佛

抗战爆发后，张静江，先避居汉口，后经香港赴瑞士、美国，寓居纽约。

张静江的后半生，一直在吃斋念佛中打发时日，于1950年9月3日病逝于纽约。

台湾方面闻讯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台北特设灵堂公祭，蒋介石于灵堂之上亲书“痛失导师”的挽词，并臂佩黑纱亲自主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