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斗米的一笔烂帐 张衡还是张修?
关于张鲁的发迹与五斗米道,有个渊源问题十分有趣。【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典略记载的五斗米师张修,裴松之认为应是张陵的儿子,张鲁的爸爸张衡。【臣松之谓张修应是张衡,非典略之失,则传写之误.】裴氏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陈寿对张鲁的如下描写:【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那么所谓五斗米道,就是张陵,张衡到张鲁脉相承了。
然而后汉书这么说:【(中平元年)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刘艾纪曰:「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张修又出现了,而且是号称五斗米师。这妖巫张修也是张衡吗?光和(178-183)是汉灵帝年号之,中平(184-188)也是汉灵帝年号。【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张鲁进入汉中的年代约于汉献帝初平二年(约于191年),也就是说,公元185年寇郡县的张修与刘焉的别部司马若是同个人,则光和年间的"汉中张修"不是张衡的可能性就很大。五斗米道是张(道)陵所创还是张修所创?
先看典略叙述:【(张)修法略与(张)角同,加施净室,使病人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字,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着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五斗米师』也.】按照裴松之的看法,若这个张修就是张衡,则可呼应陈寿以张陵为五斗米道的宗师的说法。然而典略以下的叙述却不能反证这种看法:【后(张)角被诛,(张)修亦亡.及(张)鲁自在汉中,因其人信行修业,遂增饰之.】若张修是张衡,则张鲁应"信行父业",而非"信行修业"。将张鲁与张修视为非亲属,则整个典略的叙述完整而无逻辑错误,若张修是张衡之误,则反而不太通畅。而张鲁与刘焉搭上线非因其父张衡的关系,而是其母:【张鲁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来焉家,故焉遣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绝谷阁,杀害汉使.】若张衡在巴郡有这么大的本事与势力,何须让老婆去与刘焉攀关系?
从光和年间到中平元年,不过约四,五年,若以裴氏之见,"汉中张修"与"巴郡妖巫张修"都是张衡,则会有如下问题:1。刘焉的别部司马张修,根本与巴郡妖巫不是同人。2。若裴松之看法正确,则【后汉书】与【典略】再加上【刘艾纪】皆错。若以典略为真,再整理下我认为合理的叙述:按照后汉书与典略的说法,整个故事前后贯,从掌权者角度看民间,东汉末年,妖巫张角与张修各据方蛊惑民众,煽动叛乱。
张修自号【五斗米师】在巴汉为虐,从者甚众,至中平元年正式叛乱。刘焉约于灵帝中平年间奉旨进入巴蜀,将妖巫张修纳入朝廷体制,领别部司马职,统领其教众,摆平巴中地区。张鲁本是张修信众,靠其母的政治手段进入刘焉体制,与五斗米师兼别部司马张修受刘焉之命同攻汉中。并借此机会干掉张修,收拢张修部众,以血腥手段雄据汉中,又继承张修的宗教地位,以教领政,隔绝巴蜀与汉中,吃香喝辣三十年。这就是为什么厘清【妖巫张修与别部司马张修是否同人】这么重要,奠定张鲁日后汉中霸主地位的,无疑是五斗米信仰所凝聚的势力,若张鲁并非自张陵以来即脉相承五斗米教主的地位,则张修就是冤大头了。千余年来,道教以张天师(张陵)为祖师爷的说法则很有可疑,张鲁得势,篡改历史的权力大增,五斗米的渊源大可移花接木。
不过我犯了个错误,不该将道教渗进这个五斗米主题,道教起源牵涉宗教定义问题,思想理论问题,本质问题,社会问题,释道政治问题,仪式问题,教众组织问题,这个领域十分复杂,非我能力所能娓娓道来。
还是集中关心下张陵与张修的问题:五斗米道是谁所创?颇为难辨,那么假设总是做得到的。
假设:张陵根本没创什么五斗米道,不过是张鲁得势后的移花接木。【汉末,沛国张陵,学道于蜀鹤鸣山。造作道书,自称太清玄元,以惑百姓。】《华阳国志。汉中志》【张道陵者,字辅汉,沛国丰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遂学长生之道……。乃与弟子入蜀,住鹄鸣山,著作道书二十四篇】《神仙传。葛洪》华阳国志并没有记载张陵与五斗米的关系,神仙传也没有。那么张鲁发迹前后与五斗米的关系呢?
【鲁字公祺,以鬼道见信于益州牧刘焉。鲁母有少容,往来焉家。初平中,以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谷道。鲁旣至,行宽惠,以鬼道教。】《华阳国志。汉中志》【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晋书。张特》【沛人张鲁,母有恣色,兼挟鬼道,往来焉家,】《汉书。刘焉》鬼道鬼道还是鬼道,与五斗米还是没关系。于是回头追寻卡住我们思路的到底是什么,原来是:【祖父陵,客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三国志。张鲁》若这"从受道者出五斗米"的记载是陈寿错植于此,或是张鲁刻意移花接木的流传,则可以解决许多矛盾。
“鬼道"是什么?不得而知,有论点认为于巴中土著"賨人"的传统信仰有关,宗教的特色之一,就是不同信仰文化的混合现象,若张陵将汉人道家的思想融入巴中地区夷人的传统民间信仰,其结果假设就是"鬼道",那么与张修的五斗米就可切割看待。
至于天师道,在巴蜀碑文则有【米巫祭酒张普题字】可供参考:【熹平二年三月一日1,天卒2鬼兵胡九……祭酒约施天师道,法无极才】那么若张陵的"天师道"就是张鲁的"鬼道",加上张鲁干掉张修的史实,则张鲁"剽窃"张修的五斗米就解释得通了。按照典略说法,显然张修在灵帝年间于巴汉势力较大,张鲁虽出身鬼道,也是五斗米信徒。或者说,两者信仰相近,而五斗米较有组织,鬼道属于五斗米的支,以帮派术语比拟,则五斗米为总堂口,而鬼道为分堂,那么问题就在于宗教派系了。亦或者,五斗米是巴汉地区复杂信仰集团的泛称,每个集团均已当时流行的五斗米入教方式吸收信徒,因而名器互用,而张修势力较大,中央政权仅以张修泛称巴汉妖巫。当然这只是猜测,并无直接证据证明。
回到史册已铺陈的事实,刘焉的"别部司马张修"与"巴郡妖巫张修"若确实为同人,则张修并非张衡的事实已经昭然若揭,毕竟张鲁干掉的不太可能是自己的爸爸,典略与后汉书记载为真,裴氏与陈寿为误。
既然我倾向切割张修的五斗米与张鲁的鬼道,那么就无法忽视为何张鲁进入汉中以后,要以五斗米为其统治主轴的事实。究其原因之一,张修此前的成功经营自然为主要因素,张鲁是入境随俗,是从善如流,是不得不然,是基于现实。究其原因之二,我倾向认为是经济因素使然。大抵神棍经济学,就是吸收信众,借以搞钱,扩展组织。五斗米与太平道得以迅速扩展自有其环境因素使然,兵连祸结与经济崩溃,都是宗教发展最大的养分。从两教的功能诉求看来,生理治疗与心灵治疗是民间最普遍的需求,自古医与巫就有难以斩断的关系。仅仅参考葛洪的【神仙传】与【抱扑子】即可窥其生理上的长生九视之法,与心灵上白日升天的渴求,对于惨遭世局蹂躏的平民百姓而言,宗教几乎是唯一可寄托身心的团体,除了张角,张修大行其道之外,在各个地区想必都有为数可观的地方宗教集团。
那么民间宗教组织的观点看来,太平道与五斗米竟然能形成中央政权沛然莫之能御的组织势力,就必然有其本事。养组织就要钱(财货),钱来自于信众,信众来自于该宗教确实能提供的社会功能。太平道且不谈,五斗米顾名思义就得用钱(货)来买教徒资格,这类组织要获得发展,老鼠会的形态就免不了,组织阶级就出现,权力机制则又展神威。而在整个组织发展的过程里,搞钱机制最为重要,然后是组织管理机制。以常理推测,张鲁在干掉张修进入汉中之后,逐渐以五斗米借壳上市,关键应在于其吸金与管理机制。所谓【祭酒】,所谓【治头】,所谓【三官手书】,所谓【诸祭酒各起义舍】,所谓【循道百步则罪除】,所谓【春夏禁杀.又禁酒】,再再显示从张修到张鲁的管理才华。对于神棍而言,最佳吸金管道就是仪制,勤办祭典则香油钱自然滚滚而来,而给予组织中坚份子些吸金的权力,则又强化组织向心力又能借以吸引新信众加入,以教领政自是游刃有余。
那么关于张陵,张修与张鲁,五斗米,鬼道,天师道剪不断里还乱的关系,就有比较清楚的脉络。大胆点推理,品牌问题应是解答。当然我们也可以假设,若三国志,后汉书,典略等记载均为真,则张陵首创五斗米,张修确立制度与组织,张鲁容汇地方鬼道信仰至五斗米体制,就不再显得冲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