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奖”乱弹及其它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又出炉了。不过,好在可以管中窥豹,或恐能够究出一点此次评奖风波蛛丝马迹的端倪来。所谓“青春文学”也一定会成为文学这条大道上的匆匆过客。我认为第三种比较符合重提“纯文学”的现实语境。文化人的收入也早纳入了“福布斯”的排行榜是一个有力的证明。青年人的精神支柱被这些“‘赝品’主义”拐骗或者绑架了。主流不主,支流不支是当下的文学现状。这种现状是非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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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又出炉了。因为闹得沸沸扬扬,前二天写了一篇关于“治本”的文章,希望从评选机制的法制化中国根本基础做起,这样才可以“冰释‘评’嫌”;当然,我说的也非中国作家协会必须照办的金科玉律,只是把古圣贤们规定的“不依规矩不成方圆”这个金科玉律换一个比较符合科学范式的理儿说出来罢了。

“茅盾文学奖”评选了五部作品,其中排在前三甲的作者都是地方作家协会的主席或者副主席。获头名状元的《你在高原》是不是完整传统科学意义上的长篇小说,要打一个问号。《你在高原》是作者历二十余年,洋洋450万字,39卷,十个各不相同的故事被出版社组织十个资深编辑“策划”出来的。据说《收获》主编说它如果获奖真是奇了怪了。要我说,这是一个中短篇的集子,不是一部长篇小说,参评的资格也没有。61个评委,58人投了赞成票,现在说啥也没用了。不过,好在可以管中窥豹,或恐能够究出一点此次评奖风波蛛丝马迹的端倪来。

现在有什么“后现实主义”或者“后现代派”的术语、流派,我看是莫名其妙的。“古代”“现代”都还没有弄明白,说清楚,有什么资格谈“后现代”?况且,文学应该总是从生活中来的。“后现实主义”说的好听一点,只能是神话或者聊斋。茅盾先生生前批评过“超现实主义”。他说“超现实实际上就是逃避现实 ,歪曲现实,亦即是反现实。。。我以为,‘超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倒可以大体上概括了‘现代派’的精神实质”《茅盾:对一个公式的初步探讨》。现在又鼓捣出一个什么“青春文学”的术语、概念来。人在成长,时代在变化,社会在进步,“青春”也再变化:“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然笑春风”。所谓“青春文学”也一定会成为文学这条大道上的匆匆过客。

“纯文学”之运命的争论虽然平静了许多,但也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中国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象山洪暴发一样把中国的文学涤荡的稀里哗啦。连最基本、最明确的“写什么”和“怎样写”都搅的糊里糊涂一锅粥。中外许多世界级的大师都写过妓女,写过被压在社会最低层的小人物之命运都成为伟大的不朽作品,“写什么”和“怎样写”这个基本理论还有什么可以颠覆的呢!

理论家们说“纯文学”有三层含义:一是与古代“文学”概念相对的现代的概念;二是指与工具论文学观相对立的自律的审美的文学观;三是与商业文化相对抗的文学观。我认为第三种比较符合重提“纯文学”的现实语境。现在有许多密如繁星的“文化传播公司”都是搞“商业文学”的,文学是手段,赚钱是目的。文化人的收入也早纳入了“福布斯”的排行榜是一个有力的证明。60多年前,沈从文先生自告奋勇的代表京派批评上海的所谓“海派”文化说:“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变成了吾人今日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了”。唐弢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用的就是沈从文这句现存话。唐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说“当时上海颇有些人反对,同样写了文章把京派大大地挖苦了一通”;接着又说“商人多半瞧不起文人的狂态,而文人则又看不起商人的俗气,‘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有此说法,却很难成此事实的”;唐先生进而还说“放在眼前的事实是:不竞卖的商业,再加上无才情的名士,这才是地道的海派。不竞卖,因为他另有依傍;无才情,为的是他根本不能也不想在这方面用力气呀”。上海这二年出现了一个什么“海派清口”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60多年前的这场争论的死灰复燃?不过,倒是没有看见,或者听见京派对此有什么反应;其“商业竞卖”的效果看上去蛮不错的。

现在的青少年们对“纯文学”几乎失去了兴趣;许多人在“纯文学”身上找原因,真是缘木求鱼!这责任在教育。80后是改革开放的生物制品。他们与生俱来受的教育在gdp的冲击下基本上失去了“主流思想”,找不到北了;接受的都是从外面引进来的东鳞西爪的东西,就像饭店里的不可或缺的“拼盘”一样。中国的孔子、国学;外国的弗洛伊德、尼采一瞬间甚嚣尘上;english铺天盖地生根繁殖,横竖就是没有我们自己的当代的东西。

鲁迅的“呐喊”是为了拯救愚弱国民自信之灵魂;现在许多作家的写作则是为了如何从国民的口袋里捞钱。数不清的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单从那题目看,手已经伸进了青年人的口袋里了。茅公痛切地说:“他们(现代派诸家)的所谓‘揭露事物的精神’只是在歪曲(极端歪曲)事物外形的方式下发泄了作者个人的幻想或幻觉;只是在表现陈旧的表现方法的幌子下,屏弃了艺术创作的优秀传统”(茅盾:《夜读偶记》)。青年人的精神支柱被这些“‘赝品’主义”拐骗或者绑架了。

“为谁服务”与“怎样服务”的问题我们不是抛弃了就是又重新迷失了。我们可以姑且不去说为工农兵或者为人民服务。现在是“为谁服务”呢?从现成的作品(包括获奖作品)找不到答案。“为谁服务”没有搞清楚,标准怎么定?这个奖怎么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还要不要?抑或是增加了新的标准?这些标准的顺序怎么定?多元化是不是与政治标准势不两立?多元化是不是意味着政治标准出局?还有没有“主流”?或者说还要不要“主流”?主流不主,支流不支是当下的文学现状。这种现状是非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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