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记大小河流有1252条，从河流的发源到入海，举凡干流、支流、河谷宽度、河床深度、水量和水位季节变化，含沙量、冰期以及沿河所经的伏流、瀑布、急流、滩濑、湖泊等等都广泛搜罗，详细记载。所记湖泊、沼泽500余处，泉水和井等地下水近300处，伏流有30余处，瀑布60多处。所记各种地貌，高地有山、岳、峰、岭、坂、冈、丘、阜、崮、障、峰、矶、原等，低地有川、野、沃野、平川、平原、原隰等，仅山岳、丘阜地名就有近2000处，喀斯特地貌方面所记洞穴达70余处，植物地理方面记载的植物品种多达140余种，动物地理方面记载的动物种类超过100种，各种自然灾害有水灾、旱灾、风灾、蝗灾、地震等，记载的水灾共30多次，地震有近20次。

所记的一些政区建置往往可以补充正史地理志的不足。所记的县级城市和其他城邑共2800座，古都180座，除此以外，小于城邑的聚落包括镇、乡、亭、里、聚、村、墟、戍、坞、堡等10类，共约1000处。在这些城市中包括国外一些城市，如在今印度的波罗奈城、巴连弗邑、王舍新城、瞻婆国城等，林邑国的军事要地区粟城和国都典冲城等都有详细记载。交通地理包括水运和陆路交通，其中仅桥梁就记有100座左右，津渡也近100处。经济地理方面有大量农田水利资料，记载的农田水利工程名称就有坡湖、堤、塘、堰、堨、覩、墱*、坨、水门、石逗等。还记有大批屯田、耕作制度等资料。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包括采矿、冶金、机器、纺织、造币、食品等。所记矿物有金属矿物如金、银、铜、铁、锡、汞等，非金属矿物有雄黄、硫黄、盐、石墨、云母、石英、玉、石材等，能源矿物有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兵要地理方面，全注记载的从古以来的大小战役不下300次，许多战役都生动说明了利用地形的重要性。

除了丰富的地理内容外，还有许多学科方面的材料。诸如书中所记各类地名约在2万处上下，其中解释的地名就有2400多处。所记中外古塔30多处，宫殿120余处，各种陵墓260余处，寺院26处以及不少园林等。可见该书对历史学、考古学、地名学、水利史学以至民族学、宗教学、艺术等方面都有一定参考价值。以上这些内容不仅在数量上惊人，更重要的是作者采用了文学艺术手法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所以它还是汉族古典文学名著，在文学史上居有一定地位。它“写水着眼于动态”，“写山则致力于静态”，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散文的集锦，神话传说的荟萃，名胜古迹的导游图，风土民情的采访录”。《水经注》在语言运用上也是出类拔萃的，仅就描写的瀑布来说，它所用的词汇就有：泷、洪、悬流、悬水、悬涛、悬泉、悬涧、悬波、颓波、飞清等，真是变化无穷。所以我们说《水经注》不仅是科学名著，也是文学艺术的珍品。

如此丰富的内容，其价值自不待言。这里仅就历史地理方面来说，就有取之不尽的功效，侯仁之教授曾利用它复原了北京周围古代水利工程，研究了毛乌素沙漠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运用它来研究古代水道变迁，湖泊湮废、地下水开发、海岸变迁、城市规划、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等等诸多课题。

《水经注》有如此深远影响，这与郦道元治学态度的认真是分不开的。为了著作此书，他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引书多达437种，辑录了汉魏金石碑刻多达350种左右，还采录了不少民间歌谣、谚语方言、传说故事等，并对所得各种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亲自实地考察，寻访古迹，追本溯源，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本书实际上是中国北魏以前的古代地理总结，书中许多珍贵资料早已失传，不少人从中可以辑佚或校正一些古籍。

①原字为“[mì]”，实为“汨”之异体。 

《水经注》对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和世界地理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水经注》中山川景物的描写，还被作为文学作品受到后人高度评价。书中的缺点也有：他因为是北朝人，所以南方水系的记录有些简单，其中还有些差错。 当然，如此宏富的巨作，受到当时时代和条件的限制，难免存在不少错误。唐代杜佑在《通典》中即已明确指出其黄河河源问题上的“纰缪”。另外由于他不可能到边远地区和南方进行实地调查，这方面错误也较多些。有些地方的引书也不尽可信等等，但这些并不损害全书价值。

《水经注》原有40卷，宋初已缺5卷，后人将其所余35卷，重新编定成40卷。由于迭经传抄翻刻，错简夺伪十分严重，有些章节甚至难以辨读。明清时不少学者为研究《水经注》做了大量工作，有的订正了经注混淆500余处，使经注基本恢复了原来面貌。有的做了不少辑佚工作，更多的是做了校勘注疏工作，清末著名学者杨守敬与其弟子熊会贞用了毕生精力撰写了《水经注疏》和编绘了古今对照、朱墨套印的《水经注图》，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有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的《水经注疏》，为今后研究利用《水经注》提供了方便。

戴震校勘《水经注》，删去妄增之字一千多个 ，改正错讹三千多处，补葺阙佚两千多处，足见功夫之深，如段玉裁所说：“凡故训、音声、算数、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恶是非，以及阴阳、气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实。”——《戴震全书》

郦道元在给《水经》作注过程中，十分注重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同时还博览了大量前人著作，查看了不少精确详细的地图。据统计，郦道元写《水经注》一共参阅了437种书籍。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郦道元终于完成了他的《水经注》这一名著。《水经注》共40卷（原书宋朝已佚五卷，今本仍作40卷，是经后人改编而成的），30多万字，是当时一部空前的地理学巨著。它名义上是注释《水经》，实际上是在《水经》基础上的再创作。全书记述了1252条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比原著增加了近千条，文字增加了20多倍，内容比《水经》原著要丰富得多。是我国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文笔绚烂，语言清丽，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水经》是中国第一部记述河道水系的专著。旧传为西汉桑钦所作。经清代学者考证，大概是三国时人所作。原书列举大小河道137条，内容非常简略。郦道元就力之所及，搜集了有关水道的记载和他自己游历各地、跋涉山川的见闻为《水经》所注，对《水经》中的记载以详细阐明并大为扩充，介绍了1252条河流。注中除记载水道变迁沿革外，还记叙了两岸的山陵城邑、风土人情、珍物异事。凡北魏以上的掌故、旧闻都可以得到考证。单以兵要地理资料一项而言，全注记载的从古以来的大小战役不下300次，许多战例都生动地说明了熟谙地理，利用地形，争夺桥梁、险道、仓储的重要性。《水经注》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有很多的参考价值。

1.例义谨严。凡经文均以“过”字叙述水的流行所经之地，凡注文则以“迳”字作为叙述水的流经之地的标志。二字使经、注分明，全书无一处苟且。

2.确定“迳见”（目验）的鉴定标准，强调实践第一的精神。这是继承了司马迁的传统，依亲历所见，订正材料，以定取舍。

3.提出一个“经之误正”的论点，大胆指出经文水道的讹误，同时也对前人注经的旧解进行了驳斥。这种在尊经时代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发展了疑古惑经之风，影响很大。

4.郦道元作注，于所见石刻，有的存录，有的考证。其所录石刻，纠正了《洛阳伽蓝记》所颠倒了的一字石经与三体石经先后的记述错误，又保存了世界上最早的水文实录。他所开创的碑刻文物之学，成为宋人金石之学的先导，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郦道元（446或472—527），生活于南北朝北魏时期，他在自己序文中写道：

首先，古代地理书籍，《山海经》过于芜杂，《禹贡》《周礼·职方》只具轮廓，《汉书·地理志》记述又不详备，而一些都、赋限于体裁不能畅所记述《水经》一书虽专述河流，具系统纲领，但未记水道以外地理情况。他在游历大好河山时所见所闻十分丰富，为了把这些丰富的地理知识传于后人，所以他选定《水经》一书为纲来描述全国地理情况。王先谦评价：郦道元注《水经》的目的在于“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王先谦合校本序》）。

其次，他认识到地理现象是在经常变化的，上古情况已很渺茫，其后部族迁徙、城市兴衰、河道变迁、名称交互更替等等都十分复杂，所以他决定以水道为纲，可以进而描述经常变化中的地理情况。而更重要的是，他当时身处政局分裂时代，他向往祖国统一，着眼于《禹贡》所描写过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版图广大的祖国，他利用属于全国的自然因素河流水系来作纲，可以把当时人为的政治疆界的限制打破了，从而充分体现他要实施祖国统一的决心。

《水经注》写成以后不久，郦道元就遇害，当时这部著作有几种钞本，已不得而知。隋统一全国，整理国家藏书，《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水经注》一书的钞本，卷数为四十，是完整无缺的本子，这也是目前所知《水经注》最早的钞本。

唐朝取代隋朝后，《水经注》成为唐朝的国家藏书，《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经籍志》均著录为40卷。唐后经五代至北宋初，《水经注》的钞本仍为足本，被作为历朝的国家藏书代代相传。（国家藏足本）

北宋景祐年间（1034——1038），崇文院（北宋朝廷的藏书库）整理藏书，编制《崇文总目》，《水经注》被著录为35卷。从这个时候开始，北宋以前的一些类书和地理书所引《水经注》中的泾水、滹沱水、（北）洛水等卷篇就不见了。（国家藏残本）

事实上，《水经注》的钞本，并不为历代朝廷所独有，民间也有流传。是否为隋之后，从朝流落民间，我们并不知道；是足本还是残本，也不能确定。可以确定的是，在唐朝后期，《水经注》已为一般知识分子所见，唐代诗人陆龟蒙有诗“山经水疏不离身”，说明《水经注》已有民间的钞本；到了北宋，此书在民间的流传只会更为广泛，苏东坡《石钟山记》有文“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就引了一整段《水经注》的文字。然而，这些钞本，早已不见影踪。从宋代钞本中钞出的本子，也绝无所闻。元代也没有钞本流传。（民间钞本）

到了明代纂修《永乐大典》，《水经注》被钞录在内，这个钞本一直流传了下来，我们称它为“永乐大典本”。这是我们所知的现存的最早的《水经注》的钞本。除了“永乐大典本”，明代还有一些郦学家的私人钞本。比较著名的有柳大中的影宋校本和赵琦美的三校本等，后来也都已失传。现存的明钞本有两部，一部是稽瑞楼藏本，从宋元写刊本中钞出，有清人何焯、顾广圻等校跋，现存北京图书馆；一部是海盐朱希祖旧藏，也是从宋本钞出，有王国维、章炳麟等校跋。另，天津人民图书馆也藏有一部明钞残本，称为“练湖书院钞本”，仅存卷21-24

清代最著名的《水经注》钞本为天津人民图书馆所藏的“小山堂五校钞本”。这是一部完整无缺的清钞本，卷首有“戊午夏杪篁病翁五校毕漫志于首”的题字，可知是乾隆三年（1738）年全祖望33岁时的作品。正文以外，批注甚多，要旨与赵一清《水经注释》合，可知是赵一清手笔。这部钞本熔二人业绩于一炉，是郦学界的宝贵遗产。（清钞本）

《水经注》一书的刊印，出现在北宋中后期。根据已知的信息，《水经注》的第一种刊本是成都府学宫刊本，刊印年代不得而知，而且早已亡佚。第二种刊本刊于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也已亡佚。另，现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残缺不全的南宋刊本，内容不足全书的三分之一，这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宋版《水经注》。

明朝以后，雕板印刷术有了很大发展，刊本很多。流传至今的明代刊本有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黄省曾刊本，还有万历十三年（1585年）年吴琯以元祐二年本为底本的刻本。最著名的刊本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朱谋玮校勘的《水经注笺》，这是《水经注》刊本史上的名本。

在《水经注笺》的基础上，清初的许多郦学家，进一步认真校勘，出现了不少优秀刊本。特别是在乾隆年间郦学研究进入全盛期后，先后刊印了两种超越前代的佳本：其一是赵一清所校勘正，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刊印的《水经注释》。依清代著名学者王先谦的评价，此书为赵一清“数年考订苦心”的杰作。《水经注释》刊行以后，接着刊行的就是武英殿聚珍本，即所谓的“殿本。继殿本以后刊行的是全祖望的《七校本水经注》，他所依据的底本是一本被称作“双韭山房校本”的家传本。全氏一生，校此书共七次，《七校本水经注》在他死后的光绪十四年（1888年）刊行，可惜这个本子在付印之前，被校勘失误，从而影响了这部刻本的声誉。

郦学史上，《水经注》的最后一种刻本，是王先谦的《合校本水经注》，刊行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他以殿本为底本，把朱谋玮的《水经注笺》、赵一清的《水经注释》以及孙星衍等校本的成果收入在内，这是一种受人欢迎的佳本。

清代后期，欧洲在18世纪末年出现的石版印刷术传入中国。石印书籍在这时大批出现，包括《水经注》在内。光绪二十年（1894年）长沙宝华书局石印的巾箱本《合校水经注》，即是石印本。

铅印是至今流行的一种印刷技术，中国在30年代曾经出版过几种铅印本《水经注》：一种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本，由殿本排印而成；一种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备要》本，由合校本排印而成。这两种铅印本《水经注》，对此书的流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些普通原稿和钞本，制作成铅印本是容易的，但对于一些正文中夹带了珍贵批注的本子，却只有影印才行。1935年，商务印书馆采用影印的办法，出版了《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影印本。《永乐大典》本《水经注》的问世，是中国郦学史上的一件大事。除了这部影印本外，建国以后，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另一部规模巨大的《水经注》影印本，这就是杨守敬、熊会贞合撰的《水经注疏》。遗憾的是，他们的定稿本被人盗卖，至今下落不明，只有早年的钞本流传。中国科学院于1957年影印了他们的早期钞本，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二部《水经注》影印本。1971年台北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他们早年的另一部钞本，这是中国的第三部《水经注》影印本。

郦道元（466或472--527）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字善长。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出身于官宦世家，他也先后在平城（北魏都城，今山西大同市）和洛阳担任过御史中尉等中央官吏，并且多次出任地方官。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并且爱好游览，足迹遍及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安徽、江苏、内蒙古等地，每到一地，都留心勘察水流地势，探溯源头，并且阅读了大量地理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地理知识。他认为，地理现象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经过历代的更迭，城邑的兴衰，河道的变迁和山川名称的更易，地理著作必须不断充实完善。他参阅了437种书籍，通过自己的实际考察，终于完成了《水经注》这一地理巨著。本书共40卷，记述了1.252条河流的发源地点、流经地区、支渠分布、古河道变迁等情况，同时还记载了大量农田水利建设工程资料，以及城郭、风俗、土产、人物等。《水经注》不仅是一部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地理巨著，而且也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山水游记。郦道元以饱满的热情，深厚的文笔，形象、生动地描述了祖国的壮丽山川。他为官“执法情刻”、“素有严猛之称”，颇遭皇族、豪强忌恨。北魏孝昌三年（公元527年），汝南王元悦乘雍州刺吏萧宝夤企图反叛之机，怂恿朝廷派郦道元去作关右大使。途中，萧宝夤派人把他和他弟弟道峻及两个儿子一同杀害。

早期在平城（北魏都城，今山西大同）和洛阳担任中央官员，并且多次出任地方官。一生足迹遍及中国北方。他为官“执法情刻”、“素有严猛之称”，得罪不少皇族、豪强，在东荆州刺史任上，威猛为治，被百姓上告，因而免官。在京期间专心撰写《水经注》。

北魏汝南王元悦是男同性恋者，其得宠的男宠丘念因弄权纵恣被郦道元逮捕，元悦找灵太后恳求特赦，郦道元干脆赶在圣旨到达前处死了丘念。自此元悦与郦道元结下深仇。北魏孝昌三年（527年)，元悦乘雍州刺史萧宝夤企图反叛之机，怂恿朝廷派郦道元去作关右大使。萧宝夤果然反叛，派人把郦道元和弟弟郦道峻及其二子在阴盘（今陕西省临潼县东）驿亭一同杀害。魏收修撰《魏书》，将郦道元列入〈酷吏传〉。

郦道元一生勤于读书和著述，《魏书》卷89说：“道元好学，历览奇书”，代表作有《水经注》。道元写景文字，遣词精当，“词组只字，妙绝古今”。历来研究《水经注》称“郦学”。唐代李白、杜甫的诗，都吸收了《水经注》的艺术滋养，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文章实脱胎于《水经注》。宋朝苏轼说：“嗟我乐何深，水经也屡读。”张岱说：“古人记山水，太上有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刘熙载亦云：“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深，奄有楚辞《山鬼》、《招隐士》胜境。柳州游记，此先导也”日本地理学家米仓二郎称郦道元为“中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地理学家”。

著作另有《本志》、《七聘》，均已失传。 

详见词条郦道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