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

　　除了创作小说，她还创作了大量的评论性作品，涉及对时代以及文化的批评，包括摄影、艺术、文学等，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此外，她也是一位反战人士及女权主义者。

　　苏珊·桑塔格出生后，一直由祖父母抚养。她的父母常年在中国北方做皮货生意，5岁那年，父亲在中国患肺结核逝世。

　　整个童年，苏珊.桑塔格都在对文学书籍的陶醉中度过，她迷上了莎士比亚、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维克多·雨果、叔本华等人的作品。6岁时，她读到居里的女儿依娃.居里（Eve Curie）写的《居里夫人》，曾立志成为一个化学家，后来又希望成为物理学家。最后，她决定从事文学，成为一个作家。她说：“我真正想要的是将每一种生活都过一遍，一个作家的生活似乎包含了最多。”

　　苏珊.桑塔格很聪明，因为能读写，一开始上学就上了三年级。从北好莱坞高中毕业时，她才15岁。之后入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7岁时，遇到了28岁的社会学家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10天后，两人闪电结婚。两年后，她随丈夫移居波士顿，诞下儿子戴维，同时考获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英语及哲学双硕士学位。她回顾时这样说道：“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做学生。”1957年，她拿到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但四个月后转赴巴黎大学，深受到法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熏陶，在此期间，她阅读了大量的欧洲哲学著作，并结识了一批先锋艺术家，他们组成了一个由摇滚乐、新浪潮电影、新小说写作和存在主义哲学的新兴欧洲文化圈，苏珊·桑塔格深深被其吸引，并从此爱上了电影。

　　26岁，她回国，回国之后便要求与丈夫离婚，并提出不要资助独自抚养儿子戴维。离婚后，她携带了“70美元、两只皮箱以及7岁的儿子”来到纽约，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宗教学。这时的苏珊·桑塔格依然混迹在纽约的先锋艺术家和反文化的圈子中，对当时美国的小说不屑一顾。她完成了小时候的梦想，在《党派评论》那类文化杂志上发表作品，她觉得“能让5000人读到我的作品，就是天堂了”。在1995年，《巴黎评论》对苏珊·桑塔格做的访谈中，她这样形容当时的场景：“到纽约不久，我在一个晚会上碰到威廉·菲力浦（William Philips），我鼓起勇气过去问他：‘如何能为《党派评论》撰稿？’他答道：‘你到杂志社来，我给你需要写评论的书。’第二天我去了，他给了一本小说。对那小说我并不感兴趣，不过还是写了一篇不错的东西。书评不久发表了，门就这样向我敞开了。”

　　得病是苏珊·桑塔格的思想的一个转折点。生病前的苏珊·桑塔格沉浸在文学艺术当中，在艺术思想中体现独特的趣味和智慧。但生病后，为了治疗，她穿梭于美国和法国的数家肿瘤医院，见到很多和她一样的病友，她开始认识到这个世界有很多隐喻和被遮蔽的真相。比如，人人都可能患的疾病和生病的人，却在健康人的社会处于尴尬位置。患者沉浸在对疾病的幻觉中和他人的歧视中，自觉有罪。但苏珊·桑塔格却不认这种罪。她认为这是一个自古就有的疾病的隐喻，在隐喻中，患者和疾病都被妖魔化。

　　苏珊·桑塔格从不为自己的疾病感到羞愧，更不妥协这种命运——最初诊断她患了癌症的医生认为她逃不过这一劫。她接受切除手术，请求医生让她进行2年半的电疗。两年半后，她战胜了癌症，同时发表了作品《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从文学作品和现实背景分析疾病的文化寓意及其深刻影响，探讨“仅仅是身体的病”为何会变成道德批判，又为何会转换成一种社会压迫和歧视。

　　生病以后，苏珊·桑塔格更关心眼前的世界，她说：“我力图理解我所生存的世界。但我的思维很具体，也很实际。我用具体的历史现实衡量我的一切思想行为。”这种“具体和实际”代表着一种面对真相的态度，即亲身参与，拥有第一手知识和体验，才具有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1989年，她根据艾滋病的盛行，又写下《艾滋病及其隐喻》。

　　1993年4月，苏珊·桑塔格在儿子的邀请下，来到萨拉热窝。7月她决定再次回到萨拉热窝，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之后一位萨拉热窝戏剧界的朋友邀请她导演一部戏剧。就这样，她导演了贝克特的戏剧《等待戈多》，她在萨拉热窝生活了将近3年。

　　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9·11事件以及之后的美伊反恐战争，更让年近七十的苏珊·桑塔格写下了《真正的战斗与空洞的隐喻》一文，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她说：“9·11之后的口号：我们站在一起。在我看来，这意味着：要爱国，不要思考！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抛弃理性的行为占了上风，正是苏珊·桑塔格认为的最大危险。人不再自己思考事物的真相，而盲目的接纳隐喻所产生的狂热情绪。

　　2004年12月28日苏珊·桑塔格逝世，了解她的人为之感慨不已。如翻译家黄灿然所说，“人们失去了评估未来美国和世界重大事件的一个清晰尺度。更少了一个如此清楚冷静并具有良知的人。”

　　苏珊·桑塔格最大的意义就是她思想的方法，是她那双锐利的眼睛，是她从极为复杂的现象、表面中找到事物本来面目的思路，是她有别于其他人的“新感受力”，她能从常人习以为常的一切中作出深刻的文化批判，能穿透往往被某种“阐释”所遮蔽的现实真相。批评的光芒、思想的光芒之所以淹没了她非常看重的小说创作，不是无缘无故的。她以一本批评文集《反对阐释》被学界认同，但她说自己尊重现实及其复杂性，她并不是反对阐释本身，她反对的是惟一的“阐释”，简单化的“阐释”，也就是将世界纳入事先预设的意识系统，貌似严肃实则花哨地玩弄概念、名词的那种“阐释”，其结果只是“影子世界”取代了“真实世界”，无比复杂、多元的世界被“阐释”得那么可怜、那么简陋。正是如此，她才能以她的“新感受力”重新阐释世界，将文学艺术现实社会人生的丰富性、复杂性还给这个多元的世界。

　　她不是那种皓首穷经、以密密麻麻的注脚炫耀一时的经院哲学家，她是生活中人，现实中人，她的生命始终与这个广大而复杂的世界息息相通。她所以写出《论摄影》、《疾病的隐喻》这些传世之作，就得益于她的思想方法，她重视“形式”、“身体”、“表面”，她要将“疾病的隐喻”祛除，将疾病从“意义”、“隐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还原疾病的本来面目。她质疑摄影的真实、可靠性，因为她深知没有人知道现实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会如何演变，而且有摄影将现实碎片化、将灾难与惨剧美学化的危险。她强调现实世界的复杂、多变及其无限可能性远不是摄影所能把握的，诚然她否定的不是摄影本身。

　　桑塔格是美国知识分子的异数———这里所指，不但是她的言论尖锐大胆，敢道人所不敢道；而且还指她自甘于象牙塔之外，与大学没联系。桑塔格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拿过哈佛的文学和哲学两个硕士学位，但她没有完成博士论文，难以获求终身教职，尽管很有几个教授的专业就是研究桑塔格。成名之后，在学院里谋个非教授职位并不难，但她从未费过心。或许，桑塔格就是不愿在课堂上被迫“阐释”某种理论或某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