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才识体系中有先秦儒、道、法、墨、名、兵、纵横等诸子学派的思想因素，可谓学综百家、博采众长。对于前代文化遗产, 诸葛亮采取的是积极的兼收并蓄的方针。关于这一点以往学者著作中已有专门论叙，本文亦不再赘述。以下笔者拟做一次细化，谈一谈先秦时期最主要的儒家著作之一 ——《左传》对于诸葛亮的影响。妄言之处，还望列位专家海涵。《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或《春秋左氏传》，现在一般认为是春秋后期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相传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为之传，“先师为之言，后师为之传”（1），这是经学的传统。《左传》成书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15年左右。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长于修辞的史学著作，《左传》开编年体著史之先河，以鲁史为线索，以鲁国十二个国君的谥号为次序, 洋洋十八万余言，生动翔实地记载了春秋时期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公元前722年至前454年）的重要史实，着重叙写了春秋时期各诸候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法令、外交、文化、历法、天文、风俗等状况，突出反映了当时的一些社会生活和思想。“体大思精，鸿篇巨帙”（2），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典籍。《左传》是《儒家十三经》之一。从思想内容上看，它首先肯定了齐桓公、晋文公等人的“霸业”，原因是因为他们能够“尊王攘夷”——“尊王”是拥护岌岌可危的周朝，“攘夷”是斥逐进窥中原的各族。它直言不讳写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对兼并提出异议，揭露出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和相互残杀。它谴责“爱鹤而不爱民”的卫懿公、残害无辜以取乐的晋文公以及其他大小统治者荒淫无耻的罪行，目的在于使腐朽的贵族吸取教训, 有所警惕。它歌颂善于治国的管仲、晏婴、子产，强调指出人心向背的重要意义，提出“违民不祥”、“众怒难犯”等以民为本、重视人民的言论，体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其二是《左传》中的“法治”思想。《左传》中通过记叙郑子产积极推行法制治理国家的史例提出“法治”的思想，并在后续篇章中指出：“贵贱无序，何以为国”（11），“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12），“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13），进一步阐明依法治国的原则和重要性。诸葛亮治蜀正是这一思想的成功实践，他提出：“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14），“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15），“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16）。他设立《蜀科》确保“有法可依”，严明吏冶强调“执法必严”；他“约官职，从权制”（17），“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18）。街亭一役后，他比照《左传》中“杨干违法，魏绛戮其仆”的有关事例，不但依法处斩了自己最为器重的马谡，更“引咎责躬”上疏自贬三等，以严于律已、高尚自诉的风格捍卫了法律的尊严。在他的良苦用心下蜀国境内“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19），一派安定祥和的气氛。其三是《左传》中的人才思想。任何一个社会都离不开人才，培养和选拔人才在历朝历代都是理政治国的重中之重。《左传》中关于人才思想的论述有：“举不失德，赏不失劳”（20），“三折肱知为良医”（21）等，明确指出选才的方法和标准。诸葛亮治蜀非常注重人才的挖掘与培养。他不分亲疏，唯才是举，提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22），“忠益者莫大于进人”（23），要求“取人不限其方......尽时人之器用”（24），提拨重用如蒋琬、姜维、何祗、张嶷、王平、杨洪、杜微、秦宓等一批后起之秀。诸葛亮不以个人好恶取人才，他与法正禀性不同，但很佩服法正的智术，于是花费很大力量把法正争取过来，凭借法正的“善设奇制变”，智取益州。许靖原为蜀郡太守，刘备围攻成都时，许靖想逾城投降，刘备十分看不起他。但诸葛亮不带成见，他对刘备说：“靖人望，不可失也，借其名以竦动宇内”（25），于是拜许靖为司徒。他还在成都之南筑台，“以延四方之士”，为蜀汉网罗了一大批文武精英，使刘备顺利建立了政权。这些都是对于《左传》中人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