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在编撰新五代史时，写给尹师鲁的信中说“史者国家之典法也”，史书记载“君臣善恶，与其百事之废置”，目的在于“垂劝戒，示后世”。在他看来，旧五代史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有“繁猥失实”的地方，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所以他把“褒贬义例”放在新五代史的首要地位，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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