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鲁的发迹与五斗米道，有个渊源问题十分有趣。【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典略记载的五斗米师张修，裴松之认为应是张陵的儿子，张鲁的爸爸张衡。【臣松之谓张修应是张衡，非典略之失，则传写之误．】裴氏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陈寿对张鲁的如下描写：【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那么所谓五斗米道，就是张陵，张衡到张鲁脉相承了。

然而后汉书这么说：【（中平元年）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刘艾纪曰：「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张修又出现了，而且是号称五斗米师。这妖巫张修也是张衡吗？光和（178-183）是汉灵帝年号之，中平（184-188）也是汉灵帝年号。【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张鲁进入汉中的年代约于汉献帝初平二年（约于191年），也就是说，公元185年寇郡县的张修与刘焉的别部司马若是同个人，则光和年间的"汉中张修"不是张衡的可能性就很大。五斗米道是张（道）陵所创还是张修所创？

先看典略叙述：【（张）修法略与（张）角同，加施净室，使病人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字，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着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五斗米师』也．】按照裴松之的看法，若这个张修就是张衡，则可呼应陈寿以张陵为五斗米道的宗师的说法。然而典略以下的叙述却不能反证这种看法：【后（张）角被诛，（张）修亦亡．及（张）鲁自在汉中，因其人信行修业，遂增饰之．】若张修是张衡，则张鲁应"信行父业"，而非"信行修业"。将张鲁与张修视为非亲属，则整个典略的叙述完整而无逻辑错误，若张修是张衡之误，则反而不太通畅。而张鲁与刘焉搭上线非因其父张衡的关系，而是其母：【张鲁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来焉家，故焉遣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绝谷阁，杀害汉使．】若张衡在巴郡有这么大的本事与势力，何须让老婆去与刘焉攀关系？

从光和年间到中平元年，不过约四，五年，若以裴氏之见，"汉中张修"与"巴郡妖巫张修"都是张衡，则会有如下问题：1。刘焉的别部司马张修，根本与巴郡妖巫不是同人。2。若裴松之看法正确，则【后汉书】与【典略】再加上【刘艾纪】皆错。若以典略为真，再整理下我认为合理的叙述：按照后汉书与典略的说法，整个故事前后贯，从掌权者角度看民间，东汉末年，妖巫张角与张修各据方蛊惑民众，煽动叛乱。

张修自号【五斗米师】在巴汉为虐，从者甚众，至中平元年正式叛乱。刘焉约于灵帝中平年间奉旨进入巴蜀，将妖巫张修纳入朝廷体制，领别部司马职，统领其教众，摆平巴中地区。张鲁本是张修信众，靠其母的政治手段进入刘焉体制，与五斗米师兼别部司马张修受刘焉之命同攻汉中。并借此机会干掉张修，收拢张修部众，以血腥手段雄据汉中，又继承张修的宗教地位，以教领政，隔绝巴蜀与汉中，吃香喝辣三十年。这就是为什么厘清【妖巫张修与别部司马张修是否同人】这么重要，奠定张鲁日后汉中霸主地位的，无疑是五斗米信仰所凝聚的势力，若张鲁并非自张陵以来即脉相承五斗米教主的地位，则张修就是冤大头了。千余年来，道教以张天师（张陵）为祖师爷的说法则很有可疑，张鲁得势，篡改历史的权力大增，五斗米的渊源大可移花接木。

不过我犯了个错误，不该将道教渗进这个五斗米主题，道教起源牵涉宗教定义问题，思想理论问题，本质问题，社会问题，释道政治问题，仪式问题，教众组织问题，这个领域十分复杂，非我能力所能娓娓道来。

还是集中关心下张陵与张修的问题：五斗米道是谁所创？颇为难辨，那么假设总是做得到的。

假设：张陵根本没创什么五斗米道，不过是张鲁得势后的移花接木。【汉末，沛国张陵，学道于蜀鹤鸣山。造作道书，自称太清玄元，以惑百姓。】《华阳国志。汉中志》【张道陵者，字辅汉，沛国丰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遂学长生之道……。乃与弟子入蜀，住鹄鸣山，著作道书二十四篇】《神仙传。葛洪》华阳国志并没有记载张陵与五斗米的关系，神仙传也没有。那么张鲁发迹前后与五斗米的关系呢？

【鲁字公祺，以鬼道见信于益州牧刘焉。鲁母有少容，往来焉家。初平中，以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谷道。鲁旣至，行宽惠，以鬼道教。】《华阳国志。汉中志》【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晋书。张特》【沛人张鲁，母有恣色，兼挟鬼道，往来焉家，】《汉书。刘焉》鬼道鬼道还是鬼道，与五斗米还是没关系。于是回头追寻卡住我们思路的到底是什么，原来是：【祖父陵，客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三国志。张鲁》若这"从受道者出五斗米"的记载是陈寿错植于此，或是张鲁刻意移花接木的流传，则可以解决许多矛盾。

“鬼道"是什么？不得而知，有论点认为于巴中土著"賨人"的传统信仰有关，宗教的特色之一，就是不同信仰文化的混合现象，若张陵将汉人道家的思想融入巴中地区夷人的传统民间信仰，其结果假设就是"鬼道"，那么与张修的五斗米就可切割看待。

至于天师道，在巴蜀碑文则有【米巫祭酒张普题字】可供参考：【熹平二年三月一日1，天卒2鬼兵胡九……祭酒约施天师道，法无极才】那么若张陵的"天师道"就是张鲁的"鬼道"，加上张鲁干掉张修的史实，则张鲁"剽窃"张修的五斗米就解释得通了。按照典略说法，显然张修在灵帝年间于巴汉势力较大，张鲁虽出身鬼道，也是五斗米信徒。或者说，两者信仰相近，而五斗米较有组织，鬼道属于五斗米的支，以帮派术语比拟，则五斗米为总堂口，而鬼道为分堂，那么问题就在于宗教派系了。亦或者，五斗米是巴汉地区复杂信仰集团的泛称，每个集团均已当时流行的五斗米入教方式吸收信徒，因而名器互用，而张修势力较大，中央政权仅以张修泛称巴汉妖巫。当然这只是猜测，并无直接证据证明。

回到史册已铺陈的事实，刘焉的"别部司马张修"与"巴郡妖巫张修"若确实为同人，则张修并非张衡的事实已经昭然若揭，毕竟张鲁干掉的不太可能是自己的爸爸，典略与后汉书记载为真，裴氏与陈寿为误。

既然我倾向切割张修的五斗米与张鲁的鬼道，那么就无法忽视为何张鲁进入汉中以后，要以五斗米为其统治主轴的事实。究其原因之一，张修此前的成功经营自然为主要因素，张鲁是入境随俗，是从善如流，是不得不然，是基于现实。究其原因之二，我倾向认为是经济因素使然。大抵神棍经济学，就是吸收信众，借以搞钱，扩展组织。五斗米与太平道得以迅速扩展自有其环境因素使然，兵连祸结与经济崩溃，都是宗教发展最大的养分。从两教的功能诉求看来，生理治疗与心灵治疗是民间最普遍的需求，自古医与巫就有难以斩断的关系。仅仅参考葛洪的【神仙传】与【抱扑子】即可窥其生理上的长生九视之法，与心灵上白日升天的渴求，对于惨遭世局蹂躏的平民百姓而言，宗教几乎是唯一可寄托身心的团体，除了张角，张修大行其道之外，在各个地区想必都有为数可观的地方宗教集团。

那么民间宗教组织的观点看来，太平道与五斗米竟然能形成中央政权沛然莫之能御的组织势力，就必然有其本事。养组织就要钱（财货），钱来自于信众，信众来自于该宗教确实能提供的社会功能。太平道且不谈，五斗米顾名思义就得用钱（货）来买教徒资格，这类组织要获得发展，老鼠会的形态就免不了，组织阶级就出现，权力机制则又展神威。而在整个组织发展的过程里，搞钱机制最为重要，然后是组织管理机制。以常理推测，张鲁在干掉张修进入汉中之后，逐渐以五斗米借壳上市，关键应在于其吸金与管理机制。所谓【祭酒】，所谓【治头】，所谓【三官手书】，所谓【诸祭酒各起义舍】，所谓【循道百步则罪除】，所谓【春夏禁杀．又禁酒】，再再显示从张修到张鲁的管理才华。对于神棍而言，最佳吸金管道就是仪制，勤办祭典则香油钱自然滚滚而来，而给予组织中坚份子些吸金的权力，则又强化组织向心力又能借以吸引新信众加入，以教领政自是游刃有余。

那么关于张陵，张修与张鲁，五斗米，鬼道，天师道剪不断里还乱的关系，就有比较清楚的脉络。大胆点推理，品牌问题应是解答。当然我们也可以假设，若三国志，后汉书，典略等记载均为真，则张陵首创五斗米，张修确立制度与组织，张鲁容汇地方鬼道信仰至五斗米体制，就不再显得冲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