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

开国上将刘亚楼(原名刘振东),1910年3月12日出生,福建省武平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西游击队排长,红四军随营学校学员班长,红十二军连长、营长兼营政治委员,红四军第三纵队八支队政治委员,第十二师三十五团政治委员,第十一师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委员,第一师师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副司令员,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一九三九年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四五年回国。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1965年5月7日,刘亚楼上将在上海病逝,年仅55岁。 

参与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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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资料

  • 中文名刘亚楼
  • 外文名Sasha(俄文)
  • 国籍中国
  • 民族汉族
  • 出生地福建省武平县湘店乡湘洋村
  • 出生日期1910年3月12日
  • 逝世日期1965年5月7日
  • 职业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 毕业院校伏龙芝军事学院
  • 信仰马列、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
  • 主要成就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任空军司令员
  • 军衔空军上将

人物介绍

介绍

刘亚楼192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时期,刘亚楼历任红一军团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政委、师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副司令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解放战争时期,刘亚楼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航空学校校长,东北军区第一参谋长兼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兼天津前线总指挥,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等职,参与组织指挥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1947年夏季、秋季、冬季攻势作战,以及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于1965年5月7日病逝。 

人物生平

生平纪实

1910年3月12日出生于福建省武平县湘店乡大洋泉村一农民家庭。小学毕业后考进长汀七中,因家庭困难,不久便辍学回乡, 被母校崇德小学聘为教师。在该校校长、共产党员刘克模的启发下,阅读了《新青年》、 《向导》等革命书刊,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改名为刘亚楼, 积极参加了当地农民赤卫队和乡区苏维埃政府的组建工作。

1929年5月底,为迎接红四军二次入闽,刘亚楼参加了武平农民武装暴动。暴动队伍后被编入红四军第四纵队第八支队,任班长、排长。12月,被选送到红四军随营学校学习,毕业后回原部队担任连长。

1930年4月,刘亚楼任红十二军第五团第一营营长兼政治委员。1930年6 月,任红一军团第四军第三纵队八支队政治委员。9月,红一军团纵队改编为师,支队改编为团,任红十二师第三十五团政治委员。1930年12月, 率该团参加了中央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的龙冈围歼战,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9000余人, 该团作战英勇并活捉了国民党军师长张辉瓒。后又率部参加了第二、 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并为作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1932年3月,刘亚楼调任红十一师政治委员,积极开展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和宣传群众的工作,努力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1933年6月,红一方面军撤销军级建制,方面军直辖第一、第二、第三师,刘亚楼任第二师政治委员。参加了第四、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

在长征途中,刘亚楼率领部队担任红一军团的前锋,取得了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勇夺娄山关和四渡赤水河等一系列重要胜利,为中央红军跳出强敌的包围、胜利北上创造了条件。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 刘亚楼先后任红一军(原红一方面军)第一师师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副司令员。1936年6月,作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批学员入校学习。12月毕业后,留校任红大训练部部长。

1938年1月,刘亚楼任抗日军政大学(红大改称)教育长。1939年初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苏德战争爆发后,加入苏军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

1945年8月,随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回国。1946年初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 为组建适应战争需要的高效率的司令部作出了重要贡献。8月,兼任东北航空学校校长,为后来的人民空军培养了第一批骨干。

东北内战爆发后,刘亚楼先后协助总部首长部署和指挥了三下江南、 四保临江,1947年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作战,歼国民党军22万余人, 迫使东北国民党军龟缩于长春、沈阳、锦州等几座孤城之中。1948年1月,刘亚楼任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第一参谋长,为使司令部工作适应“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转变需要,对从思想、组织、作风多方面加强司令部机关建设, 付出了大量心血并做出了贡献。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同时被委任为军委会东北分会委员。1948年9月,毛泽东发出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10月初,当林彪私自以林、罗、刘名义向中央军委发出加急电报,提出放弃攻打锦州而北返打长春时, 与政治委员罗荣桓一同进行了耐心的劝说,并发了一封重申攻打锦州的电报,保证了锦州战役及整个辽沈战役的顺利进行。辽沈战役期间,积极协助总部首长,指挥部队连续作战52天,全歼东北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辽沈战役后,刘亚楼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东野尽速入关,突然包围津、唐、塘等处之敌”的命令,立即筹划东北野战军分路迅速入关的各项工作,为保证将国民党傅作义集团围歼在华北做出了贡献。

1949年1月,刘亚楼任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兼天津前线总指挥,指挥了天津攻坚战役,创造了全歼守军13万、29小时结束战斗的攻坚战奇迹。3月,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 1949年7月,刘亚楼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之命,负责着手筹建人民空军。 8月,赴苏进行购买飞机、派遣专家及援建航校的谈判。10月25日,被中央军委正式任命为空军司令员。11月15日,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作出了关于空军领导机关组建原则的报告,提出了在目前没有空军部队的情况下, 应集中主要力量把航校办好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批准。为筹办好第一批航校,精心规划, 具体指导,事必躬亲,一丝不苟,终使六所航校于1949年12月1日如期开学。

1950年4月1日,筹建空军战斗部队的条件已经成熟,刘亚楼向中央军委提出从陆军各野战军选调建制师、团领导机构组成空军部队领导机构的建议,并得到批准。6月,第一支人民空军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随后,坚决贯彻中共中央规定的“边打边建”的方针,派新中国空军投入了抗美援朝作战。在对志愿军空军进行空战指导时,根据毛泽东一贯主张的“集中兵力”的思想,结合空战实际,提出了“一域多层四四制”的战术原则, 使年轻的志愿军空军在开战之初就取得了一连串的优异战果,同时也为人民空军的空战战术奠定了基础。

1954年,刘亚楼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1959 年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1964年被选为中国人民航空协会名誉主席。

刘亚楼于1965年5月7日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55岁。   

早期革命生涯

刘亚楼,福建武平湘店乡湘洋村人。1925年从武平县立中学转入福建省立第七中学读书。1926年底,回家乡被崇德小学校长(中共地下党员)聘为教员。

刘亚楼不同时期照片11929年8月,他被中共桃澜特支吸收为党员,率“铁血团”参加张涤心等人领导的小澜(今小兰村)农民暴动后,被选送到红四军随营学校(红校)学习。毕业后,历任红十二军第三纵队第一营第二连连长,第一营营长兼政委,红四军第12师第35团政委,红二师政委。参加五次反“围剿”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参与指挥红一军团第二师,取得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等光辉战绩。1936年6月入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一期一科学习,见照片:(红大一期一科留延安同学合影:前排左起:莫文骅、刘亚楼、罗瑞卿、朱德、张树才、邓飞、杨立三;后排左起:谭冠三、林彪、周昆、罗荣桓、苏振华、贺晋年、谭政、宋裕和等)。

在苏联与回国参与内战

1936年12月刘亚楼任红军大学训练部部长,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1939年1月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用名“撒莎”,被授予少校军衔,此期间他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反攻战术进行了仔细研究,并将作战计划上交给苏联高层,获得苏方重视,被邀加入苏联国籍,刘亚楼谢绝了。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经过“四平保卫战”。6月,根据中央决定,东北局进行了改组。新的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会议,做出了有历史意义的“七七决议”。刘亚楼不同时期照片2此时,经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政委罗荣桓推荐,中央军委批准,学成归国的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兼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1948年1月任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第一参谋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军委会东北分会委员,同年12月任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先后参与指挥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辽沈战役,提出四组一队战术;平津战役期间,刘亚楼指挥第四野战军14兵团解放天津。

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任解放军空军司令(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当选为第一、二、三届空军党委会常委、书记。19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学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刘亚楼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11月任空军条令教材编审小组组长,亲自主持编写工作,历时5年,共编写完成条令教材306条。

1964年下半年,正在出访巴基斯坦的刘亚楼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回国后被查出是肝癌,但他仍然坚持工作。1965年3月下旬,刘亚楼的病情开始恶化。此时,空政文工团的歌剧《江姐》和话剧《女飞行员》正在上海演出,他多次听取演出情况汇报,还找来编导和演员,研究观众的意见,修改剧本。1965年5月7日下午3时45分,这位年仅55岁的上将、空军司令员病逝。刘亚楼逝世1小时后,他的夫人翟云英就收到了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林彪发来的唁电——林彪还亲自担任了刘亚楼治丧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生平轶事

被判死刑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刘亚楼随苏联红军进军东北,担任参谋。在作战中,一次苏联空军与地面部队的协同中出现问题,导致苏军地面部队遭到苏联空军轰炸,事故原因是一条命令没有得到有效传达,该命令曾通过刘亚楼传达,刘亚楼一度被判死刑,后经调查得以幸免。 

刘亚楼和林彪家事

林彪在建国后,尤其是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后,高级干部到毛家湾来,都要经过林办主任叶群这一关,但刘亚楼例外。刘亚楼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对此举津津乐道。我至少从他们口中听到过两件事。

一是刘亚楼有次去见林彪,在门口被林办人员“挡驾”:“叶主任说了,有事可先通过她。”“什么叶主任不叶主任的!”刘亚楼一边说,一边又将步子往前跨了两步。林办人员见势不妙,慌忙坚持“原则”加以阻拦。刘亚楼见状火了,抡起胳膊,用力推了他一个趔趄。就在这当儿,叶群不失时机地出来了,她向刘亚楼致意后,大声训斥林办人员:“今后103(刘在东北的代号)来找101(林在东北的代号),不要挡驾嘛。”刘亚楼“哼”了一声拔腿进屋。叶群此后“赋予”了他直闯林宅的“特权”。

还有一件事,一次林彪的秘书来找刘亚楼,不知什么原因,谈了几句后,刘亚楼忽然发起火来,把他骂个狗血喷头。“这是叶主任的意思。”林彪秘书嗫嚅道。“什么叶主任不叶主任,今后你们不要拿她来吓唬我。”刘亚楼火气更大了,说完,他气哼哼地叫秘书张克里送客。

在东北,当时林彪和总部驻双城,叶群住哈尔滨,个把月带孩子来住几天。有时,半夜三更听见叶群呜呜地哭。若是一般同志,两口子吵架,谁能不过去劝劝呀?可这是林总呀!秘书、警卫们干着急,也只能“见死不救”。有次不知为什么,叶群又犯在林彪手里了,林彪勃然大怒,用马鞭抽打叶群,叶群钻在床底下,嚎哭不已。住在西侧的刘亚楼闻讯,赶快上前敲门,可门被反锁了,而屋里林彪还在气哼哼地打叶群,刘亚楼果断地踹开房门,夺下林彪手中的马鞭。他见门外站了不少人,便大吼一声:“看什么,家里出了点小事,有什么看头,统统给我立正,跑步走!”清官难断家务事,敢“断”林彪家务事的,也许只有刘亚楼了。自这以后,林彪再也不打叶群了。

  

空军司令和女飞行员

1950年5月,航校第一批飞行学员顺利毕业;随着空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刘亚楼意识到,单一的航校层次的训练已经不能适应空军的需求,建立空军院校势在必行。从1954年起,在刘亚楼的领导下,空军建立了10多所院校。1958年9月12日,刘亚楼期盼已久的空军最高学府空军学院,获准组建。1959年9月1日,空军学院正式开学。到1965年为止,空军已经有了院校29所,初步建立起多专业、多兵种、多层次的院校培训体制。刘亚楼还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选调了55名女学员,她们后来都顺利毕业,成为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

1952年3月8日上午,朱德和邓颖超等中央领导、首都各界妇女代表等来到北京西郊机场,观看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起飞典礼。55位首批女飞行员,是于1951年初从中南军区空军、华东军政大学等地选调并学习,1951年底毕业后全部编入航空兵师,进行实际飞行训练。上午11时45分,随着3颗绿色信号弹的腾空而起,6名女飞行员迅速走进机舱,6架“K2”型飞机同时启动,以整齐的跟进队形,飞越天安门上空。“中国姑娘飞上去啦!”机场上人们欢呼跳跃。

这时,正在中南海办公的毛泽东主席走出办公室,兴致勃勃地观看这些女飞行员的蓝天飞行。

刘亚楼还带着她们去见毛主席。毛泽东非常高兴。中南海颐年堂,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我国首批翱翔蓝天的姑娘们。谈笑间,毛主席问刘亚楼:“她们都成器了吗?”刘亚楼回答说:“都成器了。”毛泽东频频点头表示满意,并语重心长地说:“要把她们训练成人民的飞行员,不要训练成表演员。”

1956年7月,名不见经传的空军第五航空预备学校来了一群年轻充满活力的姑娘。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人民空军要在这里培训140名女飞行员。一次培养这么多女航空员对世界任何国家来说都是空前的。这140名姑娘,是当年应届高中毕业女生中的精英。她们中有不少是已经接到名牌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高才生,有的甚至还是当年的留苏预备生。一名女飞行员在回忆录中写道:预校不是天堂,而是“炼狱”。这些从学校里走出来的女学生,进入预校磨炼,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预备生,进入航校学习飞行。

1957年2月,第二批116名女飞行员以优秀的成绩从航空预备学校毕业。刘亚楼接见她们时说:“新中国已培养出了第一批女飞行员,她们都成器了,正在为航空事业做贡献。你们要很好地向她们学习。我代表空军党委要求你们,像第一批女飞行员那样,5年内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

1961年秋季,刘亚楼接见第一、二批女飞行员时,特别对第二批女飞行员说:“你们现在都飞出来了,都成器了。我现在代表空军党委宣布,你们可以恋爱结婚了……”1967年,第三批女飞行员经过培训有50多名女飞行员正式编入广空某航空兵师。

革命历史

林彪评价

1946年春,鉴于四平保卫战失利,东北局势严峻,新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任命为东北党政军一把手的林彪和罗荣桓力主已从苏联回来的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前身)参谋长一职。

刘亚楼从大连后方赶赴哈尔滨上任时,林彪打破了不出门迎人的常规,亲自“屈驾”出迎,握著刘亚楼的手,那平时难得一笑的脸上竟有了笑意,还讲了句让刘亚楼树敌的话:你来了就好,你一个刘亚楼顶我三个参谋长。

新中国首任空军司令员

1949年5月下旬的一天,当刘亚楼准备随十四兵团南下时,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面见毛泽东主席。

至此,进攻台湾的准备工作停顿下来,以至最终不得不在事实上放弃这一作战计划。实现国家统一,也从此走上了曲折漫长的道路。

尽管解放台湾的任务被无限期推迟,但是出于国土防空的需要,尤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必须要有空中掩护。发展空军,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毛泽东对于发展空军下了决心,决心集中财力加快建设空军的步伐。毛泽东甚至亲自与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商量,把准备购买舰艇的外汇转买飞机。朝鲜战争中国出兵后,让空军发展的步伐走在了海军的前边。

这让刘亚楼感到很大的压力,寝食不安。

解放初期,台湾蒋介石集团不断对大陆东南沿海和一些大中城市进行轰炸,严重影响着东南沿海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毛泽东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在苏联访问期间,刘亚楼也去莫斯科参加会谈。

毛泽东紧握拳头,对刘亚楼说:“必须加强空中力量!”

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强调“国土防空和解放台湾,都非常需要早一点有自己的空军”,对空军寄予很大的期望。

组建空军伊始,开办航校成为重中之重,刘亚楼不惜“顶撞”毛泽东;为了组建航空兵部队和培养航空兵部队所需要的中、高级飞行指挥干部,刘亚楼在列席七届三中全会时,当面向毛泽东建议扩大航校培训规模和从陆军选调一批营、团干部入学学习飞行。

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刘亚楼的这一举措,为空军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骨干。

党中央对空军的发展给予大力支持,优先保证了开办航空学校的经费。中央军委也给航空学校配备了最好的政委。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任命四野十三兵团政治委员肖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任命王秉璋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后来又任命常乾坤为副司令员,王弼为副政治委员)。

1949年10月30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作出决定:第1航校设在哈尔滨;第2航校设在长春;第3航校设在锦州;第4航校设在沈阳;第5航校设在济南;第6航校设在北京南苑。6所航校全部采用苏联的飞机装备(后来在牡丹江成立以东北老航校为基础的第7航空学校)。

1949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正式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

刘亚楼还于1950年4月1日向中央军委建议从陆军抽调成建制的师、团领导机构来组建航空兵部队的师、团领导机构。中央军委很快批准了这一建议。

1950年7月12日,空军党委成立,刘亚楼任书记,空军副政委吴法宪任副书记(肖华已于同年4月调总政治部任副主任)。

航校缺乏合适的政治委员人选,刘亚楼亲自向中央军委打报告,请求从陆军调6名优秀师级政工干部来航校任政委。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这些政治委员必须认真挑选最合适的人来担任。”他还指示各野战军要提出三倍的

名单供中央军委选定。这种选拔干部的方式,在军队历史上是罕见的。

航校没有政治理论教员,刘亚楼自有办法,他立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起草报告,建议从北京各学校(比如马列学院、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军政大学等)指定调选18到24名政治教员给6个航校。

毛泽东看了报告,第二天就指示:“同意这样调人,请安子文、陆定一、刘亚楼三人会议一次,决定调人办法,由安子文召集。”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看到批示后,很吃惊。他问刘亚楼:“怎么这个事也惊动到主席那里!”

刘亚楼半开玩笑地回答:“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不了嘛。”

1949年12月1日,6所航校如期开学了。刘亚楼陪同朱德、聂荣臻参加了第六航校的开学典礼。

在航校如期开学后,鉴于俄文翻译缺乏导致苏联专家讲课学员无法听懂,刘亚楼很快从全国物色了一批翻译人才,将他们补充到航校中。

后来中苏关系破裂时,各军兵种俄语翻译或改行或转业,失散殆尽。刘亚楼爱惜人才,专门要求:“不经过空军党委批准,一个翻译也不准动。对现有的翻译人员,不许随便改行,确实没有翻译可干的,可以调回,适当集中使用。”毛泽东听说后有点不高兴,在一次见面后问起刘亚楼。刘亚楼申辩道:“我这是坚持科学。”毛泽东不悦地说:“是啊,就你刘亚楼讲科学,你还是国防科委副主任嘛。”此次会见不欢而散。此后,毛泽东不理刘亚楼数月。刘亚楼无奈,只有请周恩来、罗荣桓、罗瑞卿等人通融。

“林罗刘谭”

刘亚楼锋芒毕露。每次东北野战军给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电报,总以“林罗刘”或者“林罗刘谭”名义发

出。其实一开始,是以“林罗谭刘”名义发出的,主要原因是谭政是老资格的政治部主任。刘亚楼知道后,很不高兴。他说:“什么林罗谭刘,林罗刘谭!”

入朝参战

空军入朝参战之前,刘亚楼曾希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毛泽东则说“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美国空军对志愿军地面部队和运输补给线进行了狂轰滥炸。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组织志愿军空军参战。

当时,美国空军不仅飞机数量多,质量好,而且许多飞行员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而我们呢?仅有米格15飞机54架,飞行员58名,只飞行了22个小时,没有任何作战经验啊!

刘亚楼认为,如果将这样弱小的空军部队贸然投入战斗,同强大的美国空军交手,后果难以预料……

刘亚楼强调:“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从空战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在正式参战前,先以小部队在苏联友军的带领和掩护下,轮流进行空战演习,从小仗打起,然后再逐渐扩大规模。”

刘亚楼的这一设想,经进一步系统化,归纳为“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十二字的方针。1950年12月3日,以空军党委的名义正式提出来,并以书面形式上报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报告后,非常赞同,当即批示:“刘亚楼同志,同意你的意见,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

空军参战之前,刘亚楼曾希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1951年6月22日,毛泽东面示刘亚楼:“朝鲜战争可能出现停战谈判,空军要抓紧时间参战,以求得战斗锻炼。新兵种初次参战不可能等到准备工作完全充分。初次打仗不要设想一鸣惊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此时,中央和毛泽东对使用空军还是抱着谨慎的态度。

在空军如何使用的问题上,中国与苏联也有分歧,苏方对我们的方针不理解。当时斯大林的代表扎哈罗夫大将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发生争执。一次是在北京饭店,另一次是在周恩来家中。

扎哈罗夫说:“你们太谨慎了,打仗哪能没有牺牲,大不了损失一些飞机和飞行员。”

周恩来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做出更大的民族牺牲。空军就这么一点力量,损失掉就很难发展起来。我们的原则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壮大发展,目的是越战越强;如果越战越弱,最终元气大伤,甚至动摇了赖以发展的根本,那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亚楼还着手组建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关于志愿军空军司令员的人选,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亲自点名要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刘震。刘亚楼派飞机将刘震从武汉接到北京,当夜紧急约见了他。

刘亚楼很明确地告诉刘震:“调你去东北军区空军工作,就是为了组织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将担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已有思想准备:“好,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刘震也是位老资格的革命者。他15岁参加革命,土地革命时期曾任团政委,21岁时就担任了师政委。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新四军团政委、团长、旅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刘震历任东北民主联军二纵司令员、39军军长等职。

“文化大革命”期间,吴法宪将刘震往死里整,使他的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摧残。当刘震重新出来工作,而吴法宪被判刑后,刘震却以高度的原则性和豁达胸襟,为吴法宪说了公道话。

有位二纵的同志,在“文革”期间受了吴法宪的迫害后,就说吴法宪是老反革命,是草包政委。刘震严肃地对他说:“吴法宪反革命是后来的事,在二纵当政委时是革命的;也不能说他是草包政委,草包怎么能保证部队打胜仗!说党任命一个草包当政委,这不是给党脸上抹黑吗!”

在志愿军空军司令部成立后,后来又组成了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简称“空联司”,仍由刘震任司令员,中、朝双方各一人任副司令员。

1954年后,刘震任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授上将军衔。共和国首次授衔,空军出了两位上将,即刘亚楼和刘震。刘震后来还兼任空军学院院长,成为刘亚楼的得力助手。

入朝初战,志愿军空军就打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临行前,望着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说:“空军司令官,我等着你的空军呐!”

为了准备入朝作战,刘亚楼还加紧组建新空军部队。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5月,共组建了10个歼击师,2个强击师,2个轰炸师和1个运输师,大大加强了人民空军的力量。

对于志愿军空军来说,初战取胜对于树立信心和积累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刘亚楼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初战任务交给实力最强的空四师。

刘亚楼向空四师师长方子翼、政委李世安等领导反复强调第一仗的影响:要“慎重初战”。“从实战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

1951年1月21日的初次空战中,空四师二十八大队大队长李汉绕到敌机后将其击伤,其余敌机逃向黄海上空。刘亚楼闻讯后十分高兴,亲自给空四师发了贺电。

在空战中,李汉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了,这给了志愿军空军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刘亚楼指示空四师师长方子翼要每个参战的飞行员都要写出心得体验,且还要注意正反两个方面。1951年7月美空军发起“绞杀战”后,刘亚楼指示志愿军空军从9月起,以师为单位轮番参战,以老带新,陆续参战,以掩护我铁路运输线。

在空战中,飞行员刘涌新单机与敌6架F86战斗机交锋,首创志愿军空军击落美空军最先进F86战斗机的先例。

在9月26、27日的两次空战中,志愿军空军和苏军空军联合出动,使美空军“绞杀战”计划受到严重挫折,他们不得不承认“清川江以北已成为米格飞机的天下”,中国空军“严重地阻碍着联合国军的空中封锁路线的活动”。

刘亚楼将战报上报中央军委后,毛泽东极为高兴,写下“刘亚楼同志:此件已阅。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你们予以鼓励是正确的,对壮烈牺牲者的家属应予以安慰”的批语,给志愿军空军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人民空军在短时间内连挫美军,无疑更坚定了毛泽东要打赢这场战争的决心。毛泽东为志愿军空军的出色战果感到振奋,他扬着胳膊高兴地说:“空军的首战胜利,政治意义远远超出了军事意义!”

“亚楼同志,你们空军没有完全执行主席的命令哟!”周恩来将双手抱在胸前,意味深长地对刘亚楼笑道。

在场的人怔住了,不解地望着周恩来。“主席对空军参战,归纳起来说了三句话,空军在战斗中成长壮大;初次打仗,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一鸣则已,不必惊人。对前面的两个指示,空军如实遵照执行了,只是后一句话,被改成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周恩来风趣的话语引出了满堂笑声。

1952年2月14日,北京大雪初停。毛泽东带着身边的工作人员胡乔木、叶子龙等人“突袭”空军司令部。毛泽东视察后很满意,指示:“抓紧时机再进行实战锻炼,已经参战的各师再打几次空战也是好的。”

毛泽东亲临空军司令部的翌日,空军党委常委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到5月,加打一番的作战部署形成。接着,在10月的六次空战中,空四师共击落敌机20架,击伤10架。敌人不得不承认:我空军“在北朝鲜的活动达到了高潮,而联合国军的空中优势陷入危险境地”。

在空四师取得重大战绩后,刘亚楼让其回二线休整,调空三师参战。空三师击落敌机九架,而自己无一损失。刘亚楼很高兴,亲自宴请参战指战员。“你们真给我长脸啊。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刘亚楼还亲自参加空三师的战后总结会,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

空三师接连参加了三次敌我双方达300余架飞机的大规模空战,并且与美最先进的F86战斗截击机进行了作战。这三天,空三师击落F86飞机9架、F84飞机4架,击伤F86飞机2架。

从此,美空军在鸭绿江和清川江之间所谓的“空中优势”受到了很大的削弱,被迫放弃了对“三角地区”的封锁。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中将在1951年12月26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不得不承认对交通线进行的空中封锁越来越困难了,在平壤以北中国空军“取得了主动地位”,因而被迫决定“战斗轰炸机以后不在米格走廊内进行封锁交通线的活动”。

美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也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随后,遵照毛泽东锻炼部队的指示,刘亚楼调空十五师、空十二师、空十七师、空十八师相继赴朝参战。到1952年1月为止,仅空三师共击落美机55架,击伤8架,我方被击落16架,击伤7架,创造了骄人的战绩。仅大队长王海和僚机焦景文两人,就击落击伤美机9架。

刘亚楼将空三师的战果上报中央军委。毛泽东兴奋异常,1952年2月1日,他高兴地写下了“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的批语。

截至1952年5月底,志愿军空军歼击航空兵部队共有9个师18个团按计划进行了轮战锻炼,出战(共计)中计有85批1602架次进行空战,击落敌机123架,击伤敌机41架,我机被敌击落84架,击伤28架。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刘亚楼大胆果断地下定决心,积极正确地实施指挥分不开的。

1952年12月,志愿军空军灵活运用“一域多层四四制”的空战战术原则,作战26天,击落美机37架,击伤7架;而我方被击落战机12架,击伤14架。

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时,志愿军空军共击落美空军、海军飞机330架,击伤敌机95架,取得了骄人的战绩。

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志愿军代表团时,曾高举酒杯十分动情地说:“有了空军就好,空军万岁。”

1955年9月,刘亚楼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党的“八大”上,刘亚楼又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7年2月21日,中央军委决定空军和防空军合并,防空军被取消,职能并入空军。

中央军委宣布了合并后的空军领导名单: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政治委员吴法宪,副司令员王秉璋、刘震、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常乾坤、徐深吉。

遗言事件

1965年,为了揭批罗瑞卿,叶群与吴法宪联手炮制了刘亚楼“4条遗言”,妄图给罗瑞卿戴上夺取军权的大帽子。在刘亚楼去世死无对证的情况下,叶、吴二人逼迫刘亚楼遗孀翟云英做伪证。在被逼迫的情况下,翟云英只得承认说:“看见刘亚楼临死前伸出4个指头”。“4条遗言”就这样无中生有了。
  1965年12月,叶群在秘密揭批罗瑞卿的上海会议上,揭发罗瑞卿和刘亚楼密谈,说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叶群4条决定:一、林总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不退也要退出,现在不退出,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二、要好好保护林总的身份;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四、一切由罗管,要放手叫他去管。
  1965年底和1966年初,叶群两次召见吴法宪,向他口授并书写了所谓罗瑞卿要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叶群转达的“4条意见”,并要吴法宪作为“原子弹”在批判罗瑞卿的会上发言。
  吴法宪在1965年底到1966年3月中央和中央军委连续召开的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上,两次发言并写了一封信肯定罗瑞卿讲了“4条意见”,并以此“充分说明罗瑞卿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因为刘亚楼于1965年5月已经故去,有人提出这是“死无对证”。叶群做贼心虚,忙叫吴法宪去追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作证。在吴法宪的威逼下,一再表示没有听说过“4条意见”的翟云英只得承认说:“看见刘亚楼临死前伸出4个指头”。吴法宪如获至宝,赶紧叫秘书代翟云英写了个证明,由吴法宪和翟云英一起签名送上。叶群生怕再有人追究,与吴法宪又商定,如果有人问起翟云英为什么和吴法宪一起证明,就说是因为翟云英经常去罗瑞卿家,现在罗瑞卿出了问题,所以找到吴法宪一起写的。但林彪看了这个证明,并不满足,觉得内容空洞,没有什么说服力。于是吴法宪为了充实内容,自己给林彪写了一份“报告”:
  林副主席:
  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我在中央会议小组会议上已经作了揭发。有两个问题需要向您书面报告:
  (一)1964年9月(哪一天记不清,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不久),刘亚楼同志讲过,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说,林彪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过,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瑞卿同志独立主持,要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不要)到处去请示。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现在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要靠他指挥。从刘亚楼同志和我谈的这一段话,可以充分证明罗瑞卿同志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二)今年4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4月23日晚赶至上海,24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当时刘亚楼同志正在输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罗总长给我写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当。我对不起林彪同志,对不起××同志。你今后要注意,不要再上当。”他说话时精神很坏,声音很小,舌头有点僵,说到后来眼圈发红。当时没有把罗的信给我看,也没有讲信的内容。以后他又说:“生病以来,中央、毛主席、刘主席、总理、林副主席都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非常感激……”最后他流了眼泪。
  以上报告,请指示。
  吴法宪
  1965年12月25日
  就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死无对证的“4条意见”,便糊里糊涂地加在了罗瑞卿的“罪行”中。罗瑞卿为此一跌千丈,而作假的人却步步高升,红极一时。
  1972年6月中旬,在林彪折戟温都尔汗之后的9个月,罗瑞卿奋笔疾书,写下了压抑在心底多年的声音:“这个捏造(指吴法宪引刘亚楼的话诬陷罗瑞卿)也利用了死无对证,可是他造得不太高明。首先要问吴法宪,这样重要的事,为什么当时不揭发,要等到三月会议才揭发呢?大概那时还没有捏造好,是不是!仅此一问,就可以戳穿他……我说蠢得比猪还蠢的人,就是这个吴法宪。”
  翟云英本人也是受害者。经空军编审委员会审定的《刘亚楼将军传》认为:翟云英不失为一位坚强、正直的女性。“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叶群、吴法宪为整倒罗瑞卿,捏造出刘亚楼临终时有什么“4条遗言”,并强迫翟云英提供假证。叶群、吴法宪多次亲自出面,对翟云英软硬兼施,耍尽了花招,但翟云英始终坚决不从。她凭着党性,凭着对丈夫的忠诚,凭着自己的良心说话:“亚楼生前没说的就是没有说过!”为此,翟云英和家人长期遭到迫害,全家被扫地出门,翟云英被叶群列入所谓的以罗荣桓元帅夫人林月琴为首的“寡妇集团”的重要成员,而被赶到农场“劳动改造”。直到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之后,翟云英和家人才重见天日。
  事实是,自从刘亚楼病重以后,罗瑞卿总参谋长十分关心,经常打电话问候,并专门从北京给刘亚楼写信,叮嘱:“你要好好休息,工作要放开,多想身体的事,安心养病……”
  1965年5月3日,罗瑞卿赶到华东医院,护士给他送上一个口罩,他却摇了摇头,示意不愿戴口罩去见生命垂危的老战友。他疾步走进刘亚楼的病房。
  陷入昏迷的刘亚楼突然清醒过来,望着兄长一般的罗总长来到身边,嘴角现出一丝笑纹。
  罗瑞卿俯下高大的身躯,凑近刘亚楼的身边,轻声说:“亚楼,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都很关心你的病情,你一定要坚持,要斗争啊!”
  刘亚楼非常吃力地说:“感谢……毛主席、中央首长……关怀,请他们……多保……重。现在……工作……很紧张,你们都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关心……爱护……自己的……身……体……”说完又昏迷过去了。
  第二天下午,罗瑞卿在上海锦江饭店召集吴法宪、王秉璋、曹里怀、徐深吉、张廷发、王辉球、余立金、聂凤智等空军和南空领导干部开会,到会的还有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副总参谋长杨成武。
  罗瑞卿心情沉重地说:“刘亚楼同志病到这样的程度,看来是好不了啦,这对我们是个大损失,是个打击。……他患的是不治之症(在肝硬化基础上发生的肝癌),这是没有法子的事。谁都不愿意他离开我们。但这是现实,我们只有按照共产党人的办法,化悲痛为力量,把工作搞好。亚楼同志已经病成这个样子,我们只有把责任承担起来……”会议最后研究了刘亚楼的后事安排。
  5月7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逝世,享年55岁。
  虽然因那个所谓的“4条遗言”而备遭磨难,罗瑞卿却是个大度的人,并不因此忌恨谁。
  1977年的清明节,一个雪冬之后的春天,翟云英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瞻仰了丈夫的照片后,心中泛起一丝苦涩。她知道,在社会上,在不少人心目中,仍然认为是她证实了刘亚楼的“4条遗言”,才把罗瑞卿打翻在地的。她出门上街,时常有不明真相的人对着她的背影指指点点……
  离开灵堂,翟云英打听到重新获得政治生命的罗瑞卿,正住在西山某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她当即决定带着孩子们前去看望这位蒙难多年、刚正不阿的罗瑞卿。
  “罗总长,这些年我就是想见见你,跟你说一说,他们说亚楼讲了你什么‘4条’,可全是造谣啊!说我签字证明,也是他们耍的鬼把戏。我绝没有做那个假证,我不会干那种事的,请你相信我……”
  罗瑞卿努力挪一下身子,摆摆手说:“这件事不要提了。云英同志,你也别背包袱。我很了解刘亚楼同志。关系一直很好,怎么可能冒出个‘4条’来呢?我根本不相信。我心里清楚,这完全是林彪为了搞我编造的谣言,这笔账应该算在他身上。”
  以后,胡耀邦总书记为澄清事实,请总政治部调查了解。总政治部经调查后,专门派人登门向翟云英转达胡耀邦总书记和总政领导的关心:“中央对刘亚楼司令员评价很高,当年的悼词没有变。至于那个‘4条’,完全是林彪一伙故意制造的谎言。请你不要放在心上。”
  至此,所谓刘亚楼遗言之谜终于真相大白。 

人物评价

刘亚楼为国家为军队提前支付了生命,他的英年早逝,使人民军队顿失栋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全国军民深切地感到巨大的损失和沉痛,按大将一档予以隆重悼念,而其规格之高,在将军里面可以说首屈一指。于是,有人说,刘亚楼的后事简直可以同国葬相媲美。

书生投戎,陆战中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堪称战神;白手起家建空军,“练成铁翼摧强敌”(陶铸诗),使新中国的翅膀日趋强硬,一跃成为世界第三空中强国。一个能在祖国蓝天白云间镂下鲜明个性和深深印迹的人,他的魂魄和气概也当存于蓝天白云间。白云绚烂,他亦绚烂;蓝天永恒,他亦永恒。军人至此,夫复何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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