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1937年2月全家福李秀文（1907(丁未年)—1946），女，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叶挺将军夫人，祖籍广东省东莞长安镇乌沙村。

1907年出生于澳门一个士绅的富裕家庭；1924年，还是中学生的李秀文结识了时任孙中山大总统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的叶挺。

1925年婚后，李秀文伴叶挺经历了从北伐到抗战胜利的重要事件，期间她对新四军的经济支持和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历史风云凸显了叶、李的坚贞，也传颂着他们相携相助走过苦难历程的一个又一个故事。

1946年4月8日，叶挺夫妇由重庆至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李秀文时年39岁，叶挺50岁。

李秀文（右）与叶挺（左）及子女合影1924年，李秀文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结识了叶挺。李秀文就读的执信女子中学名声显赫，它是孙中山先生于1921年为纪念近代民主革命家朱执信先生而亲手创办的纪念性、示范性学校，李秀文在执信女中享有“校花”美誉。

李秀文的父亲李少村和时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宪兵部队司令的李章达是东莞同乡同族的好友，过往甚密。而李章达又与时任宪兵部队参谋长的叶挺，相熟更深，是战友加兄弟的知己。正是这位李章达，成了叶挺和李秀文的大媒人。他们两人通过一段时期的交往和了解感情越来越深。

1924年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决定派遣干部去苏联学习，叶挺被列入去苏学习的行列。叶挺辞去了一切职务，十分愉快地准备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但他又怀着对李秀文满腔的热恋之情。经过反复考虑，临行前，叶挺终于忍不住向李秀文求婚了。李秀文当然满心欢喜，她对叶挺已是以心相许，但她提出还要征求父母的意见才能最后决定。

秀文的父亲知道后，对女儿严肃地说：“叶挺是一个有为的青年军官，正是你们两个求上进的时候，婚姻，要作为鼓舞双方前进的力量。”秀文的母亲把女儿拉到一边，悄悄地对她说：“你爸爸早就看中了叶挺，老人是希望他当了团长你们再结婚。”

李秀文把父母的意见跟叶挺说了，叶挺欣然接受。两个人立下约言，互勉互励。

1925年，叶挺回国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不久，叶挺和李秀文便在肇庆阅江楼举行了婚礼。

由于时局动荡，战事频繁，婚后，迎接他们的不是春江花月，不是歌舞良宵，而是一阵阵猛烈的狂风暴雨。

邓颖超与李秀文及女儿叶扬眉叶挺独立团在广东省肇庆县成立以后，按照党的指示进行了紧张的军事、政治训练，协助开展广东西江的农民运动，使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

叶挺在北伐途中英勇善战，身先士卒，战必胜，攻必克，特别是在汀泗桥、贺胜桥、破武汉城垣诸战役中，均亲临前沿督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大革命失败后，叶挺参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并率军南下，转战闽粤。1928年，他参与领导广州起义，被任命为总指挥。但因敌众我寡，起义第三天遭反动武装四面包围，他镇静处险，指挥部队突破重围，自己则坚持断后，敌军部队已进入广州市，他仍隐伏于叶家祠堂的密室内。后逃到吉隆坡山区亲友处暂避。

此后，叶挺和李秀文在国外度过了10年艰苦生活。在这期间，叶挺到德国学习军事，因生活困难开过饭馆，做些零散工，还帮人在果园里采摘果子来维持生活，旅欧五年后回到澳门。宋庆龄曾寄过钱帮助他们。国民党要人们得知后纷纷送礼拉拢，叶挺一概拒绝并积极寻找共产党。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为筹建新四军到延安，毛泽东主持为他召开欢迎大会。毛泽东请他吃饭，称他是北伐革命战争时期的名将，商定由他出任新四军军长一职。1938年2月正式就任新四军军长。

新建立的新四军经济十分困难，装备落后。部队在岩寺集合整编的时候，战士们手里拿的，还大多是梭镖和套筒枪，汉阳造的“中正式”都很少，机关枪就更不用说了。叶挺费了很多心血，从国民党一些老部属中要来了好几百支全新的匣子枪，以后，又从日军手中缴获了不少新式的武器。

最难得的还是李秀文。她与叶挺结婚后，几乎没有过上几天安逸的日子，可是她对叶挺情深似海，志坚如钢。无论生活怎样艰难凄苦，环境何等险恶恐怖，她没有流过眼泪，没有一句怨言。为了支持叶挺的新四军，李秀文从家里拿出了父母的养老金，又筹集到一些钱，从广东、香港一带买了3600支手枪，亲自押送这批货物，准备运往皖南，供给新四军抗日。

不料，这批手枪从广东起运路经上饶时，竟被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无理地扣押下来。李秀文只得赶紧拍电报通知叶挺。

叶挺得到电报后十分恼火，立即直奔上饶。第二天清晨，汽车直接开到了第三战区司令部门口。叶挺下车，走进顾祝同的办公室。

在顾祝同的办公室叶挺据理力争：“顾祝同，你想搞什么名堂！我不知道，你说出这些话是否问心有愧，请抚心自问一下：司令官所属之国军部队，究竟和日本人打过多少仗？究竟为抗日做过多少贡献？新四军日以继夜和日本人搏斗，你们又给过新四军多少枪，多少子弹？我们自己设法解决一部分武器，你们还要扣留，难道叫我们赤手空拳去抗击日本侵略者不成！请问，你们如此对待新四军，心怀何意？”

事实不容狡辩，这一下把顾祝同责问得哑口无言，弄得非常狼狈。最后不得不把3600支手枪如数还给了叶挺。

叶挺与夫人李秀文带着3600支枪回到了皖南军中，那时正是1938年夏季。军长的警卫员、勤务员纷纷拥到门口欢迎。只见叶挺军长穿着白色的西装，系着领带，穿着皮鞋，十分英俊潇洒。叶夫人则穿着学生装，朴素大方，脸庞端庄秀气。此后李秀文就留下来照顾叶挺的生活。

在皖南的三年抗日斗争中，李秀文在军中度过了充满艰险、动荡的生活。

叶挺是个闲不住的人。工作、打仗之余，就在屋后的小园子里种西红柿、黄瓜、青菜。他一干活，就脱掉鞋子，赤着双脚，完全像个农民的模样。而且他对种菜特别内行，在菜地边沤了两缸肥，每天挑水浇菜，照顾得十分细致。军长的菜园子每年都是满园春色，长势喜人。豌豆又肥又嫩，西红柿长得有小碗口大，嫩黄瓜一摘就是几十条。到了丰收季节，叶挺常请参谋处、副官处的同志来会餐。

叶挺生活十分俭朴，出外的时候才穿军装或西装，回到家一般就穿破旧的衣服。一件衬衣，有时让秀文补了又补。夜里办公往往搞得很晚，他不许叫醒炊事员，自己动手淘两把米，切两片腌肉做夜餐，还给没睡的警卫员也捎上一份。

夫人李秀文在军营中获得了大家普遍的尊敬与爱戴。她喜爱练毛笔字，每天都坚持写好多张，然后整整齐齐地放在一块。有时，她跟着勤务员一起打扫环境，扫地抹桌。她还买来一些铅笔、本子，教警卫员识字，对人和蔼极了。

在皖南的三年抗日斗争中，叶挺经常率军袭击日军，或粉碎日军的“扫荡”。李秀文在军中度过了充满艰险、动荡的生活。

1940年秋季，军部天天开会，讨论北上问题。不久，叶挺决定先让李秀文回广州。李秀文为了孩子，不得不与叶挺分手了。

“皖南事变”发生后，叶挺被蒋介石抓了起来。李秀文在家里看完报纸以后放声大哭，接着几天不吃饭，整天地呆坐着。

1942年下半年，叶挺被关押在湖北恩施。李秀文经过多方奔走说情，在李济深的帮助下，获准带着女儿扬眉，去和叶挺一起生活。不久，秀文的母亲带着别的孩子也与他们住在一起了。那时，叶挺已被解到桂林，遭到软禁。

当时，叶挺一家的生活十分拮据，秀文的姐夫每天出去摆地摊，一家十几口人，靠一点点拍卖秀文从澳门娘家带来的行李，勉强度日。海内外有不少得知叶挺状况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钱来；可叶挺只能收到来信，汇票都不翼而飞。到邮局去查询，都答：“这是上头的命令。”

于是，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叶挺带领全家开始了生产自救。李秀文卖了自己的首饰，从市场上换回了十几只山羊和四只小猪。孩子们每天到后山放羊，并捞猪草。叶挺在房前开荒，种上蔬菜。有时，他还带着孩子到草地上挖地衣，拣菜根，采野葱菇等等。为了改善生活，叶挺还带着孩子到附近池塘中去钓田鸡。特务们总是远远地监视着叶挺一家的生活，并且隔三岔五地派人来逼迫叶挺签“悔过书”，都遭到了叶挺的严词拒绝。不久，叶挺又一次被押往恩施。其时，李秀文已生下了“阿九”。除了老三“夭折”外，身边一共有8个孩子。

为了减轻秀文的负担，叶挺决定带3个孩子到恩施去。于是，在1943年的12月，李秀文被迫又一次与叶挺分手了。

秀文带着老老少少十几口人，开始了逃难的生活。为了逃避日本侵略者，一家人先流浪到都城郊外几十里的一个破庙里，每日只靠野菜和向老乡买些红薯过活。后来好不容易与李济深接上了关系，这才全家搬到了广州。

五年终于过去了。1946年3月，住在广州的李秀文接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送来的叶挺出狱的消息，多么令人兴奋，这盼望已久的消息！秀文不顾特务的盯梢捣乱，毅然收拾了简单的行装，要到重庆与叶挺相会。她带着阿九，拿着行李和全家告别，别的孩子闹着要跟着去，秀文亲亲孩子们的脸，亲切地说：“妈妈三个月后一定回来接你们。”谁知这一去，竟成永别，这些孩子从此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爸爸和妈妈。

1946年3月9日，一辆汽车飞快地驶进重庆中共代表团驻地——曾家岩，在一阵爆竹声中，车门迅速地打开了，从车里出来的是叶挺，自皖南事变以后，已囚禁了5年零2个月了。在人民的声援和党的营救下，叶挺终于获得了自由。

这一天，李秀文也从广州坐飞机赶来了。两个人面对面，互相打量着：叶挺的鬓边已染上了白发，李秀文的眼角也刻下了皱纹。叶挺挽着秀文的手，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他激动地紧挽着李秀文的手说：“秀文，我们两个，好像又结婚了！”李秀文微微点了点头，万语千言尽在不言中。

叶挺出狱后的第二天晚上就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重新入党的要求。电报发出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就批准了他的请求。

叶挺怎么能不高兴呢，夫妻离别，异地相思，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双方吃尽了苦头终于团聚在一起了，他们共同策划着前程，准备一起到延安去。

临行前，为了祝贺叶挺出狱、入党，郭沫若和阳翰笙一同邀请叶挺一家，包括李秀文、爱女扬眉、幼子阿九共四口人，在重庆一家饭庄设宴。此外还请来了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和南方局的几位同志，周恩来因事未能来。

叶挺心情激动，生活的风雨已经把他锻炼得炉火纯青。他恳切地说：“马列主义给了我理想和信念，党组织不断给我教育和帮助，使我认识到一个真理，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党走的路，就是我走的路。我个人是渺小的，除了为人民，为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还能有什么？我迫切想到延安去，到人民中间去，贡献自己的一切！”

叶挺的这些话发自肺腑，尽管他走过的道路是那样坎坷不平，却始终对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光明磊落、正直热诚。正如党中央批准他入党的电文中所说：“全中国都熟知你对民族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骄傲。

延安方面已组织了盛大的欢迎场面，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及机关、部队、群众团体的所有代表们，早已等候在延安机场。

令人万分痛心的是，1946年4月8日，叶挺夫妇，带着女儿扬眉，幼子阿九，与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同志由重庆乘飞机赴延安途中在山西境内兴县东南80里处撞上海拔2000多米的黑茶山，飞机顿时爆炸起火，坠毁山崖，机上全体人员均不幸遇难……噩耗传来，举国上下，不胜痛悼。

李秀文和叶挺就这么去了，遇难时她才39岁，叶挺50岁，女儿扬眉11岁，阿九才3岁——她分享了叶挺一生的光荣，也更多地分担了叶挺一生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