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九世纪中叶，西周王朝曾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国中没有天子，国政由周公、召公两个贵族共同主持，史称“共和行政”。导致这起事件发生的起因，是周厉王的“好专利”和暴虐。

按古代的习惯成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山川林泽和荒野名义上自然是归周天子所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占有。由于山川林泽数量太大，周天子也无暇顾及，民众可以随便使用。

西周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一些山川林泽和荒地已被开垦出来加以使用，成了贵族和国人的私田。随着占有欲的增加，他们还把原来占有的国有土地逐渐私有化，当成了私田。周厉王在位时，这个问题日益严重，而周厉王为了满足自己奢侈的生活，总是想不断聚敛更多的财富。当时周王朝有一个叫荣夷公的大臣，很有敛财的本事，他为周厉王出主意：重申土地国有的传统法度，明确山川林泽、荒地及其中生产的各种产品都是国王的专有利益。这样，周厉王便在土地国有的招牌下，公然侵夺贵族的私田、产品和奴隶，变为王有，而一般平民也不得在山林中砍柴打猎，不得在河流中捕鱼。这种作法激起贵族和国人的不满，社会矛盾激化，他们作诗指责厉王：“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复夺之。”

一个叫芮良夫的大夫劝谏周厉王不要听信荣夷公的话，废除有关“专利”的各项规定。可是周厉王为新增加的大量财富迷住了心窍，根本听不进芮良夫的肺腑之言，不仅没有疏远荣夷公，相反还提拔他做了朝廷的卿士。

周厉王实行“专利”的做法激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上上下下议论纷纷，尖锐的批评直指周厉王，史称“谤王”。大臣召公听到这些批评议论后，急忙跑去报告厉王，并告诫厉王：百姓已经无法忍受了。周厉王听后大怒，他找了一个卫国的巫师，让他暗中监视国人，一旦发现有人发表“谤王”的言论，立即告发，一律处死。在这样的残酷镇压下，很少有人敢再“谤王”了，各地诸侯也不再来镐京朝见。到后来，镐京城里的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连话都不敢说了，只能用互相使眼色的办法，表示一点对厉王的不满。

周厉王见用卫巫“弭(止息)谤”的办法很有成效，十分高兴，他对召公说：“我已经止住了那些批评议论，没有人再发表谤王的言论了。”召公指出：“您并没有平息人们心中的不满，只不过是堵住人们的口，不让他们说出来罢了。您要知道，堵住人们的口比堵塞奔流的河水还危险。堵住的河水一旦冲垮了堤防，就会造成很大的灾难;堵住人们的口，不让他们发表意见，一旦人们的愤怒爆发，就会给国家造成危险。”可是，一意孤行的周厉王根本听不进去。

周厉王实行“专利”，增加了王室的收入，却损害了贵族及国人的利益，因而丧失了民心。在周厉王推行的高压政策下，人们敢怒而不敢言，表面上看国中平安无事，实际上一场大的动乱已经在酝酿中了。

周厉王实行“专利”的第三年，表面的平静状态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国都中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国人暴动，城中的国人、工匠和部分贵族一哄而起，手持棍棒、斧头，冲向王宫，要杀死厉王。厉王闻到风声，赶紧逃跑，东渡黄河，一直逃到彘地(今山西省霍县东北)。后来厉王再也不敢回镐京，直至死于彘。

愤怒的国人在宫中没有找到周厉王，便把仇恨发泄在他的家人身上。这时有人发现周厉王的儿子太子静逃进了召公家中，于是国人包围召公的家，要求召公交出太子静。召公的先辈世代都是周王朝的重臣，召公本人也对周王室忠心耿耿，他虽然对周厉王不听劝谏导致这场灾难十分怨愤，但为了周王室的利益，还是藏起了太子静，而让自己的儿子换上太子静的衣服，把他假装成太子静交给国人，结果被国人打死了。

周厉王出逃在外，“太子”又被杀死，太子静虽得到保护，但一时也不得公开身份来接周王之位，周朝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朝廷中没有国王的政治空白期。周国的贵族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举行一次特别会议，会上决定由德高望重的周公和召公共同代行国政，史称“共和行政”。共和行政期间，革除了周厉王推行的一些弊政，各种矛盾得到缓和，周王朝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