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得敬原为宋朝西安州(今宁夏海原县西)的通判。夏兵进攻宋境时，任得敬率兵降夏，得到西夏的重用。任得敬为了巩固其在西夏的地位，把女儿进献给乾顺帝为妃，被提升为静州防御使。并通过贿赂朝官，巴结权贵，使他的女儿得以立为皇后。夏仁宗初立时，任得敬多次领兵镇压契丹萧合达和哆讹等为首的党项起义，军事力量日益壮大，夏大庆元年（公元1140年）十二月被封为西平公，以外戚而握重兵，成为权倾一时的军阀。

1147年，任得敬上表请求自西平入朝，企图进入西夏权力中枢，直接参预国政。御史大夫热辣公济等人向皇帝进谏道：“从古外戚擅权，国无不乱。得敬虽为皇亲，毕竟是个汉人，非我族类，难保其没有二心。”濮王李仁忠也反对得敬进京。仁宗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不准得敬入朝。 次年，濮王仁忠病故，任得敬以金珠贿赂晋王李察哥。在察哥的举荐下，仁宗召任得敬为尚书令，后继升为中书令。

1156年，晋王察哥死。任得敬被擢升为国相。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从此任氏家族成员先后入朝，成为当朝权贵。任得敬野心日炽，以其弟任得聪为殿前太尉，任得恭为兴庆府尹，又命族弟得仁为南院宣徽使，侄子任纯忠为枢密副都承旨。任氏家族把持了西夏王朝的军政要职。羽翼丰满的任得敬进而胁迫仁宗封他为楚王，从此出入仪仗，几乎与皇帝不相上下。

1165年，任得敬征发民夫十万，修筑灵州城，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提出“欲以仁孝处瓜、沙，己据灵、夏”。其篡位的狼子野心已日益显露。任得敬的专横跋扈引起朝臣侧目，御史大夫热辣公济愤然上疏，斥责任得敬的胡作非为，请予罢斥。任得敬大怒，企图谋害热辣公济。朝中反对任氏的大臣和宗室无不遭到得敬的报复迫害。

1170年闰五月，任得敬公然向夏仁宗提出“分国”，要求仁宗分一半国土归他统治。因得敬握有军权，仁宗被迫将西南路和灵州、罗庞岭一带区域划归楚王任得敬。任得敬又胁迫夏主派遣使者奏报金国，为其请求册封。

金世宗询问朝臣意见，尚书李石等人说：“这是西夏内政，我们不必干预，承认楚国，册封任得敬也未必不可。”金世宗大摇其头道：“一国之主岂肯无故将国土分与他人，这一定是受到权臣威逼，非夏主本意。何况夏国向我称藩多年，如今受到贼臣的胁迫，我身为四海主，岂能坐视不管。如果西夏主不能自立，我当发兵帮助他镇压叛臣！”于是退回夏国的贡物，拒绝承认楚国。金世宗还给夏仁宗下诏，表示将遣使前往西夏调查事件真相。

任得敬遭到金朝的拒绝，便转而向宋献媚，遣密使携带帛书约四川宋军相助，企望附宋以自立。1170年8月，任得敬密通宋朝，宋四川宣抚使虞允文派密使以蜡丸书回信，相约夹攻金人。宋密使被夏国捕获。仁宗掌握了任得敬搞阴谋的证据，将蜡丸密信送达金国，同时设计先诱捕任得聪、任得仁等，进而将任得敬及其党羽全部诛杀。一场分裂阴谋以流产而告终，西夏政权终于转危为安。 

任得敬分国，与没藏氏专权、梁氏专权，虽然同属外戚干政，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但如果将两者进行比较分析，则有以下三点不同之处：

其一，李谅祚统治时期的没藏氏专政，与李秉常统治时期的梁氏专权，是属于党项族内皇室集团与后族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而这次以仁孝为代表的统治者，同“非我族类”的以任得敬为代表的任家党之间的斗争，多少体现了党项贵族同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番汉联合统治内部番汉之间的矛盾。

其二，无论没藏氏还是梁氏，均是利用“孤童幼弱”去窃取军政大权的。而任得敬分国是利用仁孝的忍辱退让，软弱可欺。

其三，无论没藏氏和梁氏擅权，均有母后做靠山。而任得敬专权分国，太后任氏，不但未予支持庇护，相反，曾多次进行劝止。“得敬恃权，多行不法，太后屡戒不听，且以盛满为忧”并因为忧伤过度而卒。

夏国虽然避免了分裂割据的危机，但任得敬以汉人军阀而权倾一时，表明了在汉化过程中，党项统治集团也日趋文弱和保守。其后十余年间，仁宗起用文臣领袖斡道冲为国相，稳定了统治，但直到仁宗去世，兵政却从未见有所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