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太平、天启、天定

1363-1364

开熙

亳州

龙凤

1356

武宗（1308—1311年）以后，历仁宗（1312—1320年）、英宗（1321—1323年）以至泰定帝（1324—1328年），元朝的政治日趋腐朽。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间，换了八个皇帝。由于争夺帝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往往演成内战。比如元英宗时的“南坡之变”，文宗时的“天历之变”等。这时，国家军政大权已经转移到握有实力的蒙古大臣之手。

元朝末年，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贵族已完全成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元泰定帝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在其即位以前，曾献给朝廷七千顷土地，元顺帝时，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由朝廷转拨给大臣伯颜的也有五千顷。

献纳和拨给的土地尚如此之多，占田的实际数量当然更多。元朝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一登帝位，就把金银和田土分赐给他们。元世祖时，政府赐给大臣田一次不过百顷，以后增至千顷、万顷。以前赐田多在北方，后来更转向江南大部分如苏州等膏腴之区了。 蒙古贵族把从农民那里收夺来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元武宗时，“近幸”为人请田一千二百三十顷， 每年收租五十万石，平均每亩要收四石， 这样苛重的剥削，必然要陷农民于死地。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扬州广占田土，时常派人纵骑至各乡“索债征租，驱迫农民，剽掠麦禾” 。元文宗时，大臣燕帖木儿请求皇帝把苏州一带的官田包租给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们转租给农民。汉族地主兼并之风与日俱增。福建崇安县有田税人户共四百五十家，纳粮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纳粮五千石，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 在江南地区，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还随意向佃户征收丝料，勒派附加粮，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有的地主还用飞洒、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 。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

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腐化成为风气。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

的岁赐和“做佛事”。武宗时，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仁宗即位后支出更达二千万锭，其中大部分用在赏赐蒙古贵族。 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据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众所周知元代时钞法大兴，中统、至正、至大等钞均是通货，又加上滥发钞票也就是不顾市场需求量而印钞票；除此以外，因为滥加赏赐，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只好动用钞本（用来稳定币价的，也就是说百姓可拿着钞票去兑换等量足值的金银铜等本位货币，没有钞本就无法保证币值稳定），造成币值急速下降，以致通货膨胀严重。

元朝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吏敛括 的花样无奇不有。“所属始参曰拜见

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 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 ，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吏也是“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

到了元顺帝（元惠宗）时，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皇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元朝的统治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

和残酷的贪污剥削平行，又接连出现严重的天灾。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后）三年（1337年），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武装起义相继而起。

元朝初年，政府曾屡次命令地主减租，以后这种禁令也废除了。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 年），又下令在两淮、江南“核实田亩”，但地主买通官府， 隐匿田产，而官吏又欲借此以“多括为功”，结果把两淮地区由农民耕作的沙碱土地，也作熟地充数。“苛急烦扰”，民不堪命，就在此时，激起了江西等地农民反对括田增租的斗争。

与红巾军起义同时，又有至正八年（1348年）浙东方国珍和至正十三

年（1353年）泰州张士诚的起义。方国珍出身佃农，传说他因杀收租的地主而逃命海上 。张士诚以操舟运盐为业，因卖盐于富家，“富家不给值”，遂率众起兵。他们所领导的反元斗争，都牵制了元朝的军力，壮大了红巾军的声势。

当红巾军以燎原之势向四方八面发展之时，蒙元政府派遣御史大夫也先不花前往镇压。也先不花率蒙古军三十万进驻沙河，企图一举扑灭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但慑于红巾军的声威，元军夜惊，尽弃军资器械逃走。元朝政府又派丞相脱脱率军攻徐州芝麻李，元军会集徐州，这就使红巾军的两支主力得到发展的机会。

至正十二年（1352 年），徐寿辉、彭莹玉领导的红巾军攻占了杭州。他们在杭州等地，纪律严明，不淫

不杀，只把归附的人登名于户籍， 得到人民的拥护，队伍很快便增加到百万人。 徐寿辉领导的红巾军经过多次血战，许多地区得而复失，彭莹玉也在战斗中牺牲 。以后徐寿辉又派部将明玉珍攻取四川，四川和云南一部分地区也被红巾军控制。至正二十年（1360年），徐寿辉为其部将陈友谅所杀，陈友谅即位做了皇帝，国号大汉。明玉珍不服陈友谅的领导，不久也在四川重庆自立，国号大夏。

徐寿辉本人能力一般，但是所部诸将实力很强，其中傅友德更是传奇将领，后跟随朱元璋大将冯胜伐元，以五千部众横扫大漠，连胜七战，堪称传奇。另一员将领丁普初更是在鄱阳湖水战中捐躯死战，壮烈牺牲。还有一员大将双刀无敌赵德胜，在洪都保卫战中牺牲。

徐本人最大的业绩就是发现并提拔了陈友谅，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这些统帅与将领，或与朱元璋为敌，励其志，或与朱元璋为君臣，扩充其实力，均为明朝的建立立下功勋。

开创事业

当红巾军正在和元军主力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朱元璋开始独树一帜，逐渐发展了自己的势力。

朱元璋，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原名朱重八，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小时候为地主放过羊，做过和尚，至正十二年（1352年）参加濠州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至正十四年（1354年），他奉命南略定远，招降驴牌寨壮丁三千人，又夜袭元军于横涧山，收精兵两万， 随即进占滁州。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进兵和阳，渡江攻下太平、溧水、溧阳等地。这时，韩林儿在亳州称帝，他接受了韩林儿的官职、封号，军队皆以红巾裹头，亦称香军 。朱元璋军纪严明，又知人善任，文士如冯国胜、李善长等都为他出谋划策，勇猛善战的常遇春、胡大海也都来投奔他。 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占领集庆路（今江苏南京），改名应天，成为红巾军内部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从至正十六年至十九年间（1356—1359年），朱元璋以金陵为根据地， 不断向外扩充其势力。这时，在他北面是韩林儿、刘福通，西面是徐寿辉，东面是张士诚，惟有皖南、浙东一部分地区驻守的元兵势力较弱。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胡大海分别攻占宁国、徽州、池州等地，第二年又亲自率兵攻克婺州。至正十九年（1359年）继续攻占衢州、处州，皖南以及浙东的东南部地区，此后这些地区都为朱元璋所控制。

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罗致了浙东的文人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人，特别是刘基、宋濂在朱元璋的开创事业中起了显著的作用。从此朱元璋进一步取得东南地主阶级的支持，巩固了他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朱元璋也注意恢复农业生产的工作。至正十八年（1358年），他以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在各地兴筑堤防，兴修水利，预防旱涝，经营农田。 又设管理民兵万户府，仿古代寓兵于农之意，选拔强壮农民，使其“农时则耕，闲则练习”，还屡次蠲免田赋。他还接受了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 。

这些措施收到一定的成效，在他统治的地区，农民生活比较安定，军粮也有充足的供应。在朱元璋占领浙东等地时，韩林儿、刘福通所领导的红巾军正遭遇到察罕帖木儿等元军及地主武装的袭击，徐寿辉又为部将陈友谅杀死。陈友谅力量虽强， 但“将士离心”“政令不一”，明玉珍也只是割据四川，偏安一隅。占据苏州的张土诚和浙东庆元的方国珍，早已归附了元朝。他们在所辖地区之内只知霸占田产，奴役佃户，腐化享乐，不关心人民疾苦，因而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这种形势极有利于朱元璋的发展。

至正二十年（1360 年），陈友谅率军攻占太平，直入金陵，在江东桥为朱元璋所败。朱元璋复率军反攻，先后攻克饶州、安庆、洪都等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陈友谅与朱元璋会战于鄱阳湖，经过三十六天的血战，陈友谅中箭死，全军大败。第二年，其子陈理投降，至此，朱元璋解除了西方最大的威胁。

新封建政权统治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把兵锋转向苏州张士诚。他

采取了“煎其肘翼”的军事部署，派将攻占久被张士诚控制的高邮、淮安等地，一面又东向湖州、嘉兴和杭州，歼灭张士诚军的主力，然后进围苏州。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吴元年）九月，苏州城破，张士诚被俘自缢而死，三吴平定。据守庆元、温州、台州一带的方国珍也遣使归降。同年，又分别派将攻取广东、福建，朱元璋已据有东南半壁。 进攻张士诚时，朱元璋在檄文中已公开骂白莲教是“妖术”，说红巾军“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至正二十六年（1366 年）冬，他派人在瓜步杀了韩林儿，这时的朱元璋显然已成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新封建政权的统治者。

朱元璋既打败江南的各个割据势力，更积极准备北上伐元。此时，蒙古统治者更加腐化堕落，元顺帝信任喇嘛僧，朝夕逸乐，宫廷的政变不断发生，军力也一蹶不振，只有倚靠扩廓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等人的地主武装支持残局。扩廓帖木儿守河南，孛罗帖木儿守大同，李思齐、张良弼等守关中，他们彼此连年交兵，到处掠夺屠杀，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吴元年），朱元璋决意北伐。在宋濂等人草拟的一篇声讨元朝的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的口号。檄文中责备扩廓帖木儿、李思齐等“假元号以济私，持有众以要君”，指出这些人相互吞并是人民的巨害。同时更指出蒙古、色目虽不是汉族，只要“愿为臣民者”，皆与汉人同等对待。表现出朱元璋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

统一中国

由徐达、常遇春等人率领的北伐军先后在山东、汴梁、潼关等地打败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的军队。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洪武元年）七月，徐达会诸将于临清，连下德州、通州等城，元顺帝率后妃、太子和一部分蒙古大臣从大都北逃。八月，北伐军进占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这一年，朱元璋已建立了明朝，改元洪武，是为明太祖。之后朱元璋用了近20年的时间，消灭其他农民军，击溃元朝残余势力（北元），完成了中国的统一。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起义结束。

元末农民起义，读者的视线一般被朱元璋义军所吸引。明朝的创立就成了推翻元人统治的代名词。因此那段战国时代的主流历史有很多重要的篇章被遗忘。朱元璋加入濠州义军，当女婿，成头目，独立一军，下采石，得浙东文人拥护高筑城广积粮，鄱阳湖大战，灭张士诚、方国珍，北伐大都。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历史。但在北伐之前朱元璋军很少和元军主力作战。鉴于他建立了明朝，做了皇帝，故不把他列入英雄榜。

姓名

简介

方国珍

反元首义，至正8年。是刘基的死对头。刘伯温和他打仗积累出的经验写了部兵书。并且为以后辅佐朱元璋发挥了重大作用。两人似乎是温州人。

刘福通

元廷最大的敌人，刘福通。以河南安徽山东为基地和河北山西陕西的元军对抗。消灭了元军主力。迫得元廷依靠民军才打败龙凤政权。情况有点类似太平天国。

韩山童

元末红巾军领袖，出生于一信仰白莲教的家庭。成年后一边务农，一边传播白莲教，宣传“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主张推翻元朝统治，并结识了安徽阜阳人刘福通。起义后自称宋徽宗八世孙。

郭子兴

江淮地区的红巾军领袖。响应刘福通起事，攻据濠州，自称元帅。朱元璋当年便是他的部下。后来与某些将帅不和，愤恨而死。朱元璋称帝后，追封他为滁阳王。

张士诚

对元作战的盖世功臣。当第一阶段反元大起义进入低潮的时候。百万元军已经打破了红巾军长江防线恢复了南北元军的联系。作为非红军系统的张军在高邮的围城战坚守导致脱脱率领的元军主力崩溃。从此开始了各路反元义军的第二次高潮。

毛贵

刘福通以汴梁为中心，指挥和元军的正面战场。最出名的就是三路北伐。基本上经过北伐之后，元军折损已尽，无力和义军再作战了。东路军主帅毛贵是其中成就最大者，收复了山东。是三路北伐军中唯一建立了政权又打下根据地的。其他两路经过奔袭作战都失败了。毛贵一度打到过蓟县。差点提前让元顺帝回老家放羊去。这人是芝麻李手下。

芝麻李

明教首领，刘福通起义后三个月攻下了徐州。 呼应刘福通、徐寿辉，三家鼎足屡败元军，形成第一次反元高潮。濠州在芝麻李的义军庇护下才得以生存。李部有位赵君用，此人一到濠州就差点杀了郭子兴。朱元璋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后来赵君用去了山东，又红眼病发作杀了山东红军主帅毛贵。导致山东战场溃败，中原红巾军战场随之瓦解。

彭莹玉

西路红巾军始祖。东西两路红巾军大起。彭系红巾军向南方活动势力从江淮扩展到两湖两广福建和川贵滇。其中最著名的将领就是天完帝徐寿辉和陈友谅。要不是朱元璋，恐怕统一天下的就是西路红军了。

布王三

布王三等起义军虽然不是很重要，占领的地理位置很重要。襄阳，就是郭靖大侠苦守的地方。南北琐红军在这里和元军多次拉锯战。

明玉珍

因为信奉明教，姓都改了。老朱也只敢把国号叫明而已。本是西红军大将。陈友谅篡党夺权后，自己在重庆独立。建国大夏，以明教为国教攻下了四川。当了元末的刘备。是早期红军将领独霸一方者唯一善终的。一生和云南元军作战。大理段氏的一阳指传人段功的孔雀胆故事就是和明玉珍同志作战时期发生的。

元末农民战争，北方红巾军之所以功败垂成，主要是三路北伐缺乏统一指挥，各路大军互不协调，没有明确的战略思想。加之主力远离中原，后方空虚，汴梁为元军袭取，使形势急转直下进入低潮。刘福通所领导的北伐虽然未取得预想目的，但其横扫元统治的北部广大地区，沉重打击了元军主力，为南方各起义军的发展以及最后推翻元王朝创造和奠定了条件和基础。朱元璋趁元军疲于对付北方红巾军，无暇南顾之机，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采取先西后东，先强后弱的战略，在具体作战中，稳步推进，集中优势兵力，先剪枝叶，然后动摇其根本，从而削平群雄统一了江南，为北上灭元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基础。

元末农民起义的主要问题有：

1、起义军内部不团结。红巾军旗号虽多，但是大都不服调遣，就像徐寿辉，张士诚，名义上是起义军，但是只顾自己抢地盘，根本不配合北方军的行动北伐，各自为战的结果是只有北方红巾军迎战元军，甚至还相互攻打；

2、起义军发展太快，没有自己的地盘。尤其是北方起义军虽然占了江淮一带，但是根据地不稳固，而且南方的起义军不支援他们，等于是以江淮之力对抗北方元军，实力上受了影响；

3、北方军有白莲教背景，被儒家视为异端。所以之后朱元璋把白莲教称为异教这有很大原因。

北方起义军是失败了。但是南方以朱元璋陈友谅的起义军还没失败，当时他们两大势力是南方的主要势力，不管谁战胜都将一统南方，以南方之力对抗当时四分五裂的北方元军都将统一天下，之所以朱元璋胜利那是军事上的战术问题了。本来朱元璋只在应天府江苏江西一带，但是打败陈友谅，两湖在其手中，本来他是兵精，如今粮也足了，南方已在其手，之后抓准时机，乘北方元军内部自相残杀之即，假道山东，直取大都水到渠成了，这其中很大的缘故在于，南方当时已经是中国经济的重心，南方包括江淮在朱元璋手中、元军已经没了粮饷的来源，尤其当时明军已经拥有火器和大量的骑兵，本来北方对南方最有利的骑兵优势也不复存在了。加上民族矛盾，元朝之灭在所难免。

元末农民起义历时17年，是中国历史上继唐朝末年黄巢起义之后又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它沉重打击了蒙古贵族的封建统治，同时使封建地主阶级认识到了农民阶级力量的可怕和伟大，使地主阶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敢过分剥削农民。经过这次起义，自北宋以来长期积累的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问题得到较大幅度的调整和缓和，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生产力的新一轮发展铺平了道路。由于长年战乱，人口减少荒地增多而导致了明初的“移民垦荒”运动，明初阶级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没有一个新的领导阶级的出现，农民起义的成果很快又被一批由农民起义领袖蜕变而成的新的汉族封建地主所窃取了。因此这次起义并未导致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依然在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中缓慢前进。

其次，在这次大起义中，大批奴婢得到了解放。奴婢在斗争中获得解放的事实，具有普遍意义。《大明律》规定：“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为良。”这说明了奴婢在起义中获得解放已为法律所肯定。

这次起义是古代中国最有典型的一次起义，一来起义有宗教背景，二来不单是农民起义，更是民族起义，第三个就是它是最成功的一次北伐，其他各代大都是南征，只有朱元璋的北伐成功而且还建立了长期政权。元朝末年政治腐败，民族分等级的政策已经造成极大的民怨，而元朝内部还四分五裂，争斗不止，这样的政权灭亡是迟早的事，就算朱元璋不北伐，陈友谅也会北伐，何况北方元朝内部的争斗的胜者最终也会篡权。不过这次起义军的战略还是很值得借鉴的，一开始韩刘两人用白莲教和民族矛盾做背景，声势极大，各地起义军都打红巾军的旗号，北方军一度在汴梁建都，三路北伐军还曾打到大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