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教育家、畜牧学家张克威出生
张克威
1901年10月10日,出生在吉林东关昌邑屯“张进士府”。张克威7岁读私塾,后转入公立小学堂,1917年毕业后考入吉林私立毓文中学,次年转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张克威勤勉好学,喜读英语,课余常到吉林基督教青年会习练英语,同该会干事、美国青年马格里结交为友。1919年毕业于吉林市两级师范学校。同年五四运动爆发,张克威开始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是由于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是不懂科学。所以,他要走农业救国的道路。1931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曾在陕西武功农业专科学校、东北大学任教。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任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一二九师民运生产部部长。五十年代主持苏联大白猪表现异常的研究,并确定其为日本乙型脑炎,纠正了疑似布氏杆菌病的错误结论,使大白猪在我国得以保留和推广,成为杂交育种和杂种优势利用的猪种资源。后又主持育成良种“沈花猪”。 1974年3月3日,张克威因患原发性肝癌,不幸含冤逝世,终年73年岁。
1920年,张克威于吉林一师毕业,好友马格里建议他去美国留学。当时,他父亲无力承担留学费用,张克威在姨娘家筹借500块银元,只身乘船去美国,美国移民局以有传染病嫌疑为借口,关押他33天拘留所,银元被敲诈所剩无几。张克威边打工边复习功课,连固定住处都没有。半年后,他考入明尼苏达大学农学院,靠半工半读修完大学四年功课。1924年张克威得到吉林官费留学助学金,才入大学研究院学习,后转入芝加哥大学学习一年畜产制造专业。张克威结束6年学习生活后,到美国五大畜产品制造公司之一的阿木尔公司当练习生,10个月后正式分配工作,先后任领工员和技师。
1926年以后,他弟弟张玉玢(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常写信鼓励他读马克思、列宁的书,关心苏俄革命的事情。读马列著作,使他开始认识到中国的贫民和美国的工人都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若救中国靠科学兴农强国之路走不通,丢弃了农业教国的幻想。从此,他同情美国工人,经常参加工人的罢工活动,和他们一起散发传单,得到美国工人的认同。1927年末,张克威从家里来信中得知弟弟因参加革命话动被捕,出狱后又到外地学习,家中生活困难,因此产生了回国的念头。他在美国任技师的薪金相当丰厚,除自用外,给吉林家中寄些,还资助在美国自费留学的中国穷学生。张克威在美国大学当助教的时候,与工人家庭出身,也是半工半读学生爱林诺相爱。这位美国姑娘愿终生随他到海角天涯,1930年结为秦晋之好。
1931年2月,张克威携妻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经朋友引荐到哈尔滨中东铁路农业试验场任场长。当时,他弟弟张玉玢从苏联学习回来,把家迁到哈尔滨,在中东铁路沿线做秘密情报和交通工作。张克威在弟弟的影响下,逐渐走向政治救国的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克威把自身系于国家的生死存亡,奔走于北满上层爱国人士之间,鼓动武装抗日。他与抗日英雄赵尚志一起收编一些土匪队伍,共同御敌。国联调查团到哈尔滨后,张克威冒着风险参加接待工作,转交了各界人士、团体的抗日文件和上诉书。
1934年初,东北各路抗日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相继失败,张克威在哈尔滨站不住脚,携妻子进关到了北平,先后在东北大学、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任教授。
1935年,经同乡朋友引荐,张克威到宋哲元组织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农业专门委员,以此为掩护参与东北同乡李向之、赵濯华等组织的“东北人民抗敌会”为委员。
1936年9月1日,张克威由李向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东北特别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工作,为“群众工作委员会”委员,同苏梅、于毅夫、张文海、李向之、肖丹峰、赵濯华等一起,组织流亡在关内的东北青年学生,进行抗日救国斗争。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克威受组织派遣,到石友三部队做统战工作。他以留美高级知识分子身份,与石友三(吉林省)同乡关系,取得石友三的信任。同年11月,石友三派遣张克威到武汉后方招募爱国青年,成立学兵队,张克威任总队长,随石部做宣传,鼓舞部队士气。当时,中共华北局已往石友三部队派遣一批党员干部,成立了工作委员会。在党的全民族抗战政策推动下,石友三逐渐有些抗战诚意。
10月,直南地区刘大风等共产党人在南乐县通过中共党员李清阳、南乐驻军181师学兵队长张克威(中 共党员)和教官袁也烈,争取到“181师抗日游击队”番号,张任队长、刘任副队长,组建队 伍50余人,后驻清丰古城集。
1938年初,张克威领受党和石友三的双重使命,秘密去延安,一面向党中央汇报在石部的工作情况,一面代表石友三向中央要干部。张克威途经河南过黄河时,遭遇敌机轰炸受伤。2月中旬,他抵达西安时,伤口感染化脓。中共驻西安办事处请来白求恩大夫给予手术治疗,很快痊愈,于月底到达延安。张克威在革命圣地延安,受到极大鼓舞。3月上旬,毛泽东同志接见了张克威。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设宴招待张克威,听他的工作汇报。他在延安休息几天,经毛主席同意,中组部从抗大、陕北公学抽调17名学员,由张克威带领回到冀南石友三部队做政治工作。这次张克威还带来毛主席给石友三的亲笔信,既稳定了他合作抗战的情绪,鼓舞部队的士气,又扩大了我党统战政策的影响。
1938年6月,石友三的六十九军扩编为第十兵团,蒋介石委任他为军团长。中共党员张友渔任军团政治部长,匡亚明任副部长。张克威在政治部的领导下做民运工作。这时,石友三部移防鲁中,粮食给养遇到很大困难。军团政治部向莱芜等4个县派了县长,换掉了地方军阀秦启荣的班底,重建县政府。张克威以知名爱国人士身份被派到新泰县当县长。中共第十军团工作委员会把他的组织关系秘密转到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委书记郭洪涛给新泰县委书记董琰写了介绍信。山东省委为保护、支持新泰县政府工作,从蒙阴县独立营调来两个连,成立新泰县大队,张克威兼任县大队长。张克威在新泰县工作深入群众,平易近人,同县委配合融洽,很快打开局面,由开始仅1个区的范围,扩展为4个区,抗日宣传工作,筹粮筹款支持抗战都很有成效。同年9月,日寇占据新泰县政府驻地龙廷镇。时值蒋介石以“保卫大武汉”名义,调十军团南下。张克威奉命撤回政治部,离开新泰县。
1939年3月,石友三公开与我党、我军闹摩擦, 中共北方局指示,在石部工作的共产党员,集体撤离,回根据地。张克威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参议室任高级参议,后派任驻冀南军区代表。
1940年7月,张克威被调到一二九师政治部任生产部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后,他又兼任农林局长和农林专科学校校长。生产部和农林局常驻山西黎城县南委泉。
南委泉是个几百户人家的村寨。那里的大人、小孩都认识张克威,亲切的称他“张部长”。他当官没有官架子,留洋知识分子没有洋派头,同谁都能谈得来,太行山老区人民记忆最深刻的是张克威引种、推广美国金皇后玉米良种。1943年在大生产运动中,大面积种植金皇后玉米,太行山区取得空前大丰收。同时,他还主持培育169号小麦良种,推广种植后,比当地小麦增产1-2成。张克威还在南委泉开辟苗圃,培育树苗,在荒山上植树造林。他参与边区政府组织河北、河南等地敌占区难民,治理漳河,修坝筑堤,变水害为水利。因此,张克威被边区政府评选为劳动模范,参加了1944年夏季,由一二九师和边区政府联合召开的群英会,受到邓小平政委的赞誉和嘉奖。生产部在南委泉办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好事。张克成领导生产部的干部、战士和家属,开办合作社、商店、饭馆和磨坊等,既方便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又为部队创收,积累资金。张克威通过国际友人购买几头荷兰奶牛,专人饲养,挤奶,除供给部队休养员食用外,还能分给当地缺奶水的婴儿食用。他领导种植的菜园子,各种蔬菜俱全,西红柿也是他最先引种到南委泉的。后来,家家种植,成为山区的主要蔬菜品种。由于生产部的工作搞得好,一二九师和边区政府在南委泉开办干部休养所。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一二九师和边区政府的许多首长,都在南委泉休养过。他们每天都能吃到新烤的面包、新鲜的牛奶和蔬菜。一次,美国一架援助中国抗战的军用飞机,在璐城县境失事,五六名机组人员跳伞后被当地群众救起,师政治部派张克威把美国人接到南委泉,按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安排饮食。这些美国兵在远离大城市的南委泉,能吃到牛奶、面包和西式菜点,非常惊奇,都伸大拇指称赞张克威。
1945年东北光复后,中共中央抽调大批干部赴东北开辟工作。9月上旬,中央任命张克威为东北干部总队副总队长(周桓为总队长兼政委),9月底,周桓,张克威率领干部总队共800多人,从河北涉县出发,徒步跨越河北省,经山海关于11月到达沈阳。东北局派张克威到长春,任长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
1945年12月27日,中共吉林省工委,在永吉县岔路河镇召开全省人民代表会议,选举省政府委员,成立吉林省政府。会上,张克威当选为省政府委员。1946年1月下旬,张克威被任命为实业厅厅长。实业厅既管农、林、牧业,又管工矿企业、工程建筑、城市建设和交通运输业。还管理工商行政事务,是个综合性的职能部门。当时百业待举,而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极少,城市又在苏军的占领下。在这种情况下,张克威只能从农村工作入手。他带领一个工作组到金家黄旗堡屯,调查全屯420户农民,1000口人的土地占有、阶级成分、受教育程度,对共产党的认识等情况,并根据多数佃农的要求,将屯中3个最坏的地痞流氓扣了起来,为民除害。
1946年4月,省政府从磐石迁到吉林市,实业厅改为建设厅,张克威仍任厅长。为了恢复工作,张克威请示省委同意,吸收留用伪省府的技术干部参加建设厅工作,包括几名日本技术人员。5月下旬,因形势变化,省政府撤到延吉,建设厅的工作又中断一段时间。延边地处吉林省东部边陲,日伪时期农、林业和矿业资源遭到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掠夺性生产开发。东北光复前后,工矿企业又遭到严重的破坏。在工厂、矿山停产,机器设备残缺不全的情况下,难于恢复生产。张克威一方面组织干部到后方哈尔滨等地采购、收集工农业生产所需的设备、机器、部件等物资,一方面起草文件、报告,以省政府的名义向各县(市)发信函、通知,要求回收工厂、矿山散失的机器、零件和电器设备等。特别是为了自卫战争,扩大军工生产,通知要求各县(市),收集生、熟铜、铁和各种金属材料,用以制造修理枪炮、弹药,满足前方作战部队的需要。
1947年春东北民主联军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胜利结束后,东满形势好转,吉林军区所属部队在吉南、吉北地区开始局部反攻。“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张克威领导建设厅开始全面抓工、农业生产恢复工作。在农、林业方面,发放贷款,奖励春耕,保护森林及原木搬运等,制订许多鼓励政策和措施。在工业方面,张克威亲自带领工作组到开山屯、石砚造纸厂蹲点,总结生产管理经验。他还到老头沟煤矿、蛟河煤矿、蛟河发电厂和夹皮沟金矿等工矿企业去检查生产情况。为东满根据地建设,在生产领域打下坚实的基础。
1948年3月,吉林解放前夕,国民党六十军撤退时破坏了丰满水电站,造成全线停电。吉林刚收复,吉林省政府主席周保中即派张克威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赶赴丰满抢修。当时张克威已接到东北局调他到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命令。为了抢修水电站,尽快恢复送电,他暂时没去哈尔滨报到,同技术人员和工人昼夜奋战。开始东北局、东北军区和省委领导同志,不知丰满水电站损坏的程度,曾担心大坝遭破坏严重,将危及松花江中下游数百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张克威检查后认为敌军破坏的不是关键部位和关键设备,于3月12日电告东北局和东北军区,丰满水电站“并无危险性”,且“很快即可修复”。他们连续工作8昼夜,修好了被破坏的设备,于3月18日恢复发电,保障了东北解放区工矿企业生产用电。张克威在吉林省建设厅长的岗位上,领导完成最后一项重大工程修复任务,欣慰地辞别了养育他的吉林大地和家乡人民。
1948年4月,张克威在东北行政委员会经委任农林处长,领导了开垦北大荒的工作,他负责组建了通北机械农场,萨尔图种畜场和鹤岗机械农场。同年11月,沈阳解放。张克威奉命接收沈阳地区全部国营农林企业,录用了一批原有的科技人才,很快恢复了生产和科研工作。
1949年8月,东北人民政府在沈阳成立,张克威被任命为农业部副部长,分管国营农场、农业科研、农业教育以及畜牧兽医等项领导工作。作为农业专家,张克威深切感到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大国,若促进农业发展进步,改善落后经营方式和耕作方法,必须培养大批农业科技人才,因此,从1948年张克威到沈阳接收国营农场起就先后三次筹建沈阳农学院,并兼院长,致力于农业教育事业。
1952年底,中央决定撤销东北人民政府建制,东北局派张克威负责沈阳农学院的领导工作,后经国务院任命为院长。从此,他把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农业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地培养现代农业科技人才。
张克威在沈阳农学院任职20多年,从始至终都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从院址的选定、学校的建设和布局、科系设置、畜牧场的管理、植物园的开辟,以及师生生活等等,每一项都浸透着他的心血。
张克威一生孜孜不倦,刻意追求,博学多才。他精通英语、日语,还掌握法、德、西班牙等语种。他特别珍惜各方面的人才,常说:“师者不佳,才子难溢”。沈农建院伊始,他即广泛地罗致专家、教授和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建立起高水平的师资队伍。1952年沈农有学生658人,教师88人。其中教授17人,副教授6人,讲师11人。讲师以上的教师38人,占师资总数的42%。张克威同这些教授、教师的关系密切,感情融洽,建立起非常深厚的革命情谊。
早就有增设畜牧兽医系的打算。在设畜牧专业之前,他就逐渐调入一批畜牧兽医师资,不断增建设施,建起了供教学和科研用的饲养楼和养猪、养马及养禽场。1953年,张克威把铁岭种畜场准备淘汰的16头苏联白种猪要来,放在学院饲养观察。他对专家确诊这种猪患有布氏杆菌,没有繁殖推广价值的结论持有怀疑态度。经张克威和姜绍渭老师同沈阳医学院协作研究,至1957年终于找出苏联白猪的病因,确诊为日本乙型脑炎,并对症治疗,保护了苏白优良猪种,否定了原来的结论。在这一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张克威又参与用苏联白猪与本地黑猪杂交选育成功“沈阳花猪”优良型猪种,在辽宁乃至全国推广。1958年,沈阳农学院增设畜牧兽医系,张克威兼任主任,并且讲畜牧学课程,带出一批较高水平的畜牧兽医师资。
1956年春,沈阳农学院受林业部委托,增设林学系。张克威到林业部协商调来该部副总工程师韩麟凤教授任林学系主任。1962年,张克威将新建的农业水利专业、农业机械化专业和农业电气化专业合并,组建农业工程系,张季高教授为系主任。3个专业由系里统一组织教学和科研,有利于管理、设备和先进的图书资料,以满足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他耐心说服行政、财务管理干部,处处要精打细算,注意节省行政经费,尽可能多挤出些钱来购买仪器,订购图书、期刊。在他的苦心经营下,1962年沈农各种实验室共有精密仪器4000多件,其中显微镜434台,可供8个专业(班级)同时上实验课使用。订购中外文图书资料328000册。当时有人认为购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图书是崇洋媚外的表现。张克威说,自然科学没有国界,它没有打上阶级的烙印,谁掌握它就能为谁服务、造福。因此,他亲自批准从西方国家订购大量图书和期刊,对了解国外农业教育、科研信息、理论成果,为本院教学、科研应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962年10月,张克威主持了沈阳农学院建院十周年纪念活动。10年间,沈农已建成农学、植保、土化、园艺、林学、畜牧兽医、农经、农业工程等8个系, 12个专业,成为一所完整、多科、综合性的农业高等学府,为国家输送3177名毕业生,同时在科研上也取得一大批重要成果。
此后,又经过4年的努力,到“文革”之前,学院规模又有了发展,进一步改善了教学科研条件。他亲自跑科研机关请求拨款,支持吴友三教授建立植物免疫育种低温温室。1964年他批准修建了全省最大的水利馆,包括农田水利实验室,水电站与抽水机实验室,和水工实验室。1965,他又支持筹款建起了游泳池。这期间沈农在选拔培养中青年教师方面,又取得新的成就。1966年全院的正、副教授增加到28名、讲师108名,还有一大批年青有为的助教,形成了一个相当雄厚的梯级师资队伍。这4年沈农为国家培养输送的毕业生、研究生比前10年增加一倍多。还为前苏联、朝鲜、越南、前东德、蒙古等国家培养了一批留学生。这些成就是和张克威分不开的。沈农的教师称颂张克威是一位“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的农业教育家”,他是当之无愧的。
1957年起,张克威在党内兼任党委统战部长,1961年经上级党委批准,又兼任党委书记。他一向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他对老教授、老专家总是以礼相待,知人善用;对中青年教师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因此,沈农形成了“敬老尊贤道德好,爱少惜才风尚新”的良好风气。当时由于传统势力影响,许多学生不安心专业,认为学农低人一等。张克威从新生入学到毕业典礼都用生动的事例讲解“农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的伟大意义,而且现身说法,以自己学农、爱农、务农,为农业教育事业干一辈子的决心,帮助学生巩固专业思想,树立为祖国农业建设学好农业科学知识的远大理想。张克威关心爱护学生,经常到学生食堂征求学生对伙食的意见。球场上他是热心观众,有时还下场同学生一起踢足球。因此他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这个时期正是“左”的思潮盛行的时候,张克威不怕风险,敢于挺身保护“犯错误”的高级知识分子。1957年反右斗争中,张克威从办教育需要人才的角度,以院长的身份尽量保护一些教授“过关”。他还把上级点名批判的一位教授请到家中,做思想工作,进行疏导安慰,让他正确对待运动。
不怕担风险还表现在敢于用人。反右结束后,张克威把定为“极右分子”的蚕业专家、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世界经济学家和外语专家调入本院,在教学和科研上发挥他们的专长。沈阳农学院的教授们一致赞誉说:“张院长可敬可亲,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张克威一生对党忠心耿耿,刚直不阿,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政治上也立场坚定,是非分明,从来不随风倒。早在1939年石友三投靠蒋介石反共以后,张克威回到八路军总部,曾向一二九师负责同志汇报说:“石友三是反复无常的投机分子,又是一个只顾眼前利益的极端利已主义者。”在原则问题上他总是态度明确,旗帜鲜明。
上世纪五十年代学习苏联一边倒的时候,张克威仍赞成摩尔根的学术观点,在沈农成立遗传学会,自任会长,多次召开学术讨论会,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扣帽子,贴政治标签,以势压人。沈阳农学院坚持讲授不同学派的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这在全国高等农科院校是不多见的。
1958年,全国一度出现违反客观规律,大搞浮夸“放卫星”的做法,张克威都十分厌恶,坚决反对。他对“亩产万斤稻”、“大树结棉花”、“一只鸡日产三个蛋”的说法,都直言不讳的加以否定,斥之为“不实在,吹牛皮”,告诫师生不要信那一套。这年秋季,张克威到外地开会回来,看到学院农场地里插遍红旗,许多人在深翻地。他没有回家,径直走到地里制止说:“把熟土翻到底下,生土压在上面,明年我们怎么种地!”有人说是上面布置的,还规定了深翻指标。他说,我们是农科院校,违背科学的事不能干,“出了问题我负责”。虽然后来他受到不公平的批判,指责他“右倾”,但是他为坚持科学真理受到一时误解,至终不悔。因此,张克威的高尚品德赢得了院内外广大师生和干部的敬佩。
张克威除了全面负责沈阳农学院的党政领导工作外,还先后兼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辽宁省分院院长,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畜产兽医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科学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辽宁省农学会理事长,辽宁省政协委员,辽宁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主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辽宁省分会副会长,沈阳市科协主席等社会职务。他热心参与这些社团活动,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张克威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农业教育家,畜牧专家,一生都为祖国的自由、独立、富强,而孜孜不倦地学习、拼搏、奋斗。然而在动乱年代却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和严重摧残,被扣上“漏网大右派”、“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要威”、“美帝狗奴才”等10余种政治帽子,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当时《辽宁日报》、《沈阳日报》、《沈农院刊》都发表长篇文章和社论,点名对张克威“进行彻底批判”、“斗倒斗臭”。但是这些并没有动摇他对真理的信念,对党、毛泽东思想的忠诚。他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纠正这些错误的做法,给他以公正的评价。他坚定地说:“我不是走资派,张克威打不倒!”
1968年“清队”、“整党”期间,又把1965年6月捏造的所谓沈农有“资产阶级大家庭”、“贝多芬俱乐部”这一纯属假案翻腾出来,诬蔑张克威是这个“资产阶级大家庭”的“家长”,对他不予“党员登记”。对此,他想不通,罢官、夺权可以,不准过党的组织生活,他十分痛苦。张克威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了,他每天拄着手杖,拖着病弱的身驱在学院里转,看着自己用半生心血建立起的校园,期待着恢复工作的机会,再尽一个老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义务。他经常爬山越岭,到猪舍去观察,同工人谈心,了解饲养情况,关心猪场的发展。
1974年3月3日,张克威因患原发性肝癌,不幸含冤逝世,终年73年岁。遗憾的是张克威没有看到“四人帮”的垮台,即先走了,连党员组织生活还没有恢复,但是,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这位好党员、老干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沈阳市委立即对张克威做了平反决定,“对强加给张克威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沈阳农业大学(原沈阳农学院)党委,为了缅怀张克威的业绩,于1987年10月11日沈农建校35周年之际,决定建立张克威教育基金会,并在校园主楼前(现沈阳农业大学克威园)敬竖了张克威全身“水泥像”,以资永久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