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治家、外交家罗伯特·安东尼·艾登逝世
罗伯特·安东尼·艾登
罗伯特·安东尼·艾登,第一代亚芬伯爵,KG,MC,PC(Robert Anthony Eden,1st Earl of Avon,1897年6月12日─1977年1月14日),英国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作为丘吉尔的副手担任外相,后来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任英国首相。由于他相貌英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强烈反绥靖主张,他深得英国民心,但他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企图再次强硬的对待埃及纳赛尔的时候,却招致世界一片反对,最终辞职下台。
艾登上台伊始,对法西斯国家表现出比其前任较为强硬的态度。他在一份研究报告的序言中写道:“决不能仅仅为了安抚德国而让步,因为那样做只能事与愿违,促使它胃口愈来愈大。”1936年3月,在希特勒撕毁洛迦诺公约而进军莱茵非军事区以后,艾登两次约见德国驻英大使,谴责纳粹德国的违约行为。艾登认为英国应对希特勒“会撕毁任何条约做好准备”,却不主张对希特勒占领莱茵非军事区的行动实行军事制裁,担心这样做会导致战争,而一旦发生战争,对于英国来说就意味着“极其重大的风险”。艾登主张通过谈判使德国从非军事区撤军。
1936年7月,以佛朗哥为首的西班牙法西斯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发动内战。艾登要求实行不干涉的原则,并与法国政府公开交换武器禁运备忘录,约定禁止向西班牙输出武器,希望通过“不干涉”来减少战争的危险。艾登反对苏联和各国人民支援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的正义斗争,也反对德意法西斯对西班牙内政的干涉。 艾登的外交政策构想与1937年5月出任首相的内维尔·张伯伦产生矛盾。张伯伦梦想通过让步和牺牲别国利益取得所谓“一代人的和平”。艾登则要求推行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外交,否则“在这个剑拔弩张的世界上任何外交政策也不会有获得成功的希望”。1938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通过一切手段阻止德意法西斯独霸世界的建议,艾登则表示“我们应该立即接受罗斯福的建议”,主张加强与美国和法国的联系与合作。而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的侵略和西班牙法西斯的活动,艾登认为不能在与这些国家的法西斯独裁者妥协的前提下进行谈判。张伯伦不同意艾登外交政策的原则和方法,一再越过艾登主管的外交部,竭力干涉外交事务。艾登对此极为不满,到了1938年2月,艾登终于因为不能再接受张伯伦与意大利展开协商而辞职。有着“绥靖船上的大副”之称的哈利法克斯勋爵继任外交大臣。艾登辞职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艾登辞职不到一个月,德国法西斯吞并奥地利。张伯伦伙同法国的达拉第,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签订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纳粹德国的《慕尼黑协定》。这个协定遭到艾登和丘吉尔等30名保守党议员的强烈反对。不仅如此,艾登和丘吉尔等人还认为,必须与苏联取得谅解并结成联盟,才有可能获得和平。在形势和舆论的压力下,英法两国政府派出代表到莫斯科与苏联进行谈判。艾登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去莫斯科谈判,但被张伯伦拒绝。当时有很多意见,认为艾登将会带领其他意见一致的议员,起来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但他为避免党内出现分裂,却保持低调作风。结果,艾登虽然在国内仍是受欢迎的人物,但在政坛上的影响力却大大下降。
在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艾登重新被邀请加入张伯伦的政府,成为自治领大臣,但由于这并非“战时内阁”的职位,故此,到了1940年5月,即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和张伯伦请辞以后,艾登没有被考虑为接任首相的人选,结果,首相一职由丘吉尔接任。丘吉尔上任后,任命艾登为陆军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艾登任内,英军未能改变在与德军作战中所处的不利地位。艾登为加强国防而决定建立“国民自卫队”,号召“年龄在17岁到65岁之间的英国人都起来参军保卫家乡,这一号召得到广泛的响应,第一个星期报名的就有25万人,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突破100万人。同年12月,纳粹德国对英国进行“空中闪击战”,英国处于战争危机之中。12月23日,艾登由丘吉尔提名,第二次出任外交大臣。并于1941年成为政治战争行政部(Political Warfare Executive)内,行政委员会的委员。在1942年,艾登又兼任下议院领袖。艾登在担任外交大臣期间,多次访问莫斯科和华盛顿,与斯大林、罗斯福交换对战争形势的看法,同意加强英、美、苏三国同盟。1943年10月,艾登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11月底随同丘吉尔参加在德黑兰召开的三国首脑会议。德黑兰会议决定在1944年5月1日开辟欧洲第二战场。1944年10月,艾登陪同丘吉尔再次出访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11月,艾登与丘吉尔访问法国,在巴黎与戴高乐会晤。到了在战争末期,艾登则主要被指派处理英国与戴高乐的关系。在1942年,艾登又兼任下议院领袖(Lead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1945年2月,艾登随丘吉尔参加克里米亚半岛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会议讨论彻底粉碎纳粹德国的军事计划,决定战后在德国成立“中央管制委员会”。会议签署《被解放的欧洲宣言》,宣布获得解放的欧洲各国必须消除法西斯主义的影响,由各国人民自己选择其社会制度。会议还就盟国对日作战以及战后各国的权益等问题进行讨论。虽然艾登甚得丘吉尔的信任,丘吉尔甚至一再表示,如果他有什么意外,就由艾登接任首相。但艾登的权限却受到了限制。因为很多重要的谈判,例如和罗斯福与斯大林的会谈,都是由丘吉尔本人所主持。然而,艾登依然忠诚地为丘吉尔担当副手。
当英国工党于1945年的大选胜出以后,艾登的保守党成为了反对党,他本人则出任副党魁。在那时很多人认为丘吉尔应该退休,让艾登继任为党魁。但一方面丘吉尔不愿考虑这个问题,而另一方面艾登仍十分效忠于丘吉尔,所以他没有为此催迫丘吉尔。反而,在这段时候,大战虽然已近尾声,但艾登却因为第一段婚姻的破裂和长子的死讯而大受打击。
1951年,英国保守党重新掌政,艾登第三次任外务大臣。这次丘吉尔只是为名义上的首相,而同时在冷战气氛日渐浓厚下,艾登则终于首次可以不受干预下,掌理英国的外交事务。纵然英国的力量在战后已经今非昔比,但他仍能在一系列的外交危机中作出有效的应对。早于1950年,艾登已经和第一任妻子离婚,因此在1952年迎娶了丘吉尔的侄女,克莱丽莎·史宾塞-丘吉尔小姐(Lady Clarissa Spencer-Churchill)─一位名过其实的天主教教徒。结果,尽管艾登的这段婚姻比第一段要美满得多,却仍然遭到信奉天主教的作家伊芙琳·沃(Evelyn Waugh)所猛烈抨击。1953年,艾登因为胆囊出现轻微疾病,入院进行了一连串手术。但不幸地,他的健康却未能完全恢复,并阻碍了他日后的工作。后在1954年,他被授予嘉德勋章。
艾登上任外首之时,英国正值外交政策方针的调整期,以对应日益增长的法西斯力量。故此,他支持了对西班牙内战采取不干预政策。后来内维尔·张伯伦上任首相后,艾登亦支持他对纳粹德国作合理让步,以换取和平。在1936年,当英国和法国阻止纳粹德国进占莱茵兰失败后,艾登也同样没有提出抗议。但到了1938年2月,艾登终于因为不能再接受张伯伦与意大利展开协商而辞职。辞职以后,他变成丘吉尔的盟友,成为了与保守党的绥靖政策大唱反调的后坐议员。
1955年4月,丘吉尔终于宣布退休,艾登遂接替他出任英国首相。艾登凭借著俊朗的外表、魅力和他在大战的政绩,使他在国内成为受欢迎的人物。因此当他一上任首相,便立即举行了1955年大选,并为保守党在下议院带来更大的多数优势。可是,艾登从未出任过有关本土事务的职位,故缺乏处理经济事务的经验。为此,艾登把这些事务一概交给他的副手们,如拉博·巴特勒(Rab Butler)等,至于自己则专注在外交事务,并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结成紧密的同盟。而艾登的名言:“要永远以和平为大前提。(Peace comes first,always)”更使他的受欢迎程度有增无减。
但是,这个英、美同盟在日后被证明是徒具虚名的。在1956年,艾登联合法国,企图阻止埃及总统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因为苏伊士运河自十九世纪以来,都是“苏伊士运河公司”(Suez Canal Company)的资产,而该公司则正正由英国和法国的股东所拥有。面对著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艾登根据他在三十年代的外交经验,视纳赛尔为墨索里尼的翻版,认为两人皆如出一辙,都是急激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并会入侵其他国家。然而其他意见却认为,纳赛尔的举动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合情合理。
结果在1956年10月,经过了几个月的谈判和尝试斡旋后,最终劝阻纳赛尔失败。于是英国和法国,联同以色列出兵埃及,并占领了苏伊士运河地区。不过在出兵以后,艾森豪威尔立即表示了强烈的反对,谴责这是殖民主义的死灰复燃。至于艾登则忽略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政府的财政状况都要依赖美国,以致艾登最后不得不向美国的压力屈服,进行撤兵。是次事件称为“苏伊士运河危机”,标志著大英帝国和法国的正式衰落,脱离列强行列。
在苏伊士的彻底失败,使他的声望受挫之余,健康亦因而恶化。但他的财相哈罗德·麦克米伦(麦美伦),尽管是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其中一位策划人,在此时却乘机巧妙地操纵艾登,使他终于在1957年1月辞去了首相一职,并由自己接任。艾登辞职后,成功挽留了自己的声望,并于1961年被册封为亚芬伯爵。
离开政坛以后,艾登与第二任妻子在维特郡过著平静的生活,期间又写了一本受好评的个人传记,名为《Another World》,除此之外,先后出版有三部回忆录:《回到原位》(1960)、《面对独裁者》(1962)和《清算》(1965)。在1977年,艾登在美国外游时,身体状况突然急剧恶化,在他的要求下,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拉汉派出英国皇家空军(Royal Air Force)接他回国,最后亚芬伯爵在1977年1月14日,因肝癌在索尔兹伯里逝世,终年79岁。
从1945年至1973年,艾登是英格兰伯明翰大学的校长。艾登唯一存活的儿子,尼古拉·艾登(Nicholas Eden)(1930年─1985年),在1977年以前称为艾登子爵,也是一位政治家,因艾滋病早逝。艾登的长子,西门·艾登(Simon Eden),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英国皇家空军在百慕大的一次行动中阵亡。艾登与西门的关系十分要好,故他的死讯对艾登造成了很大打击。有关艾登的文件和政府档案,现正存放于伯明翰大学,以作特别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