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可涌的签名书

　　周可涌，安徽省当涂县农村，父亲是铁匠，也会做木工活，家境清贫。在父亲的影响下，从小即能吃苦耐劳并逐渐形成了刚直不阿的性格。小学毕业后，13岁的周可涌考上南京的安徽中学。校长陶行知先生“学习农民，宣传农民，组织农民”的教导深深铭刻在周可涌的心中。周可涌从小在农村中长大，深知农民疾苦，由此更加热爱农民，热爱农村，立志要为改变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而奋斗。193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南京中央大学。由于父亲去世，没有经济来源，在中央大学工学院念完一学期后，便转到该校的农学院，半工半读，于1935年毕业，并留校担任助教。

　　1936年，周可涌转任全国经济委员会蚕桑委员会技术专员，安徽省立棉蚕改良场技正兼场长。他的《棉花花冠颜色的遗传研究》一文，1936年发表在英国《棉花》杂志上，并被郝钦铭著的《棉作学》一书所引用。1937年初，他受命东渡日本考察桑树育种。回国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他不得不西迁四川。

　　从1939年起，周可涌先后担任四川农业改进所荣威植棉指导区主任，四川农业改进所甘蔗试验场技正兼场长，主管甘蔗技术研究和良种繁育和推广，引进甘蔗新品种等工作。从此，他与甘蔗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5年，他到美国著名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植物病理生物系主攻甘蔗。1946年归国，在安徽省农林处任技正兼处长，并应聘为安徽大学农学院教授。在此期间，他经常深入农场试验田观察研究作物生长习性，并带领学生进行田间实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周可涌于1951年到福建协和大学任教授兼农艺系主任，从此扎根八闽，热情投身于我国的农业教育和科研事业，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1952年院校调整，周可涌担任福建农学院教授兼农学系主任。从1962年起，经中央高等教育部批准，开始招收研究生，1984年由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他先后培养的26名硕士生，4名博士生，都已成为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他讲授过本科生的耕作学，作物栽培学（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及绿肥等作物）；研究生的作物栽培学专题，文献阅读，甘蔗专题讨论等课程。他在教学中注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实行教学相长，尤其对研究生的课程均采用学习报告和讨论的形式，以培养青年人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组织和参加全国和本校的教材编写及教学法研究，在学科建设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以他为学科带头人的作物栽培与耕作学是该学科中全国较早成立的博士点，也是福建省首批建设的重点学科之一。

　　在出色地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他花费了许多精力开展棉花、水稻、小麦、甘蔗等作物的研究。50年代后期，他开始把工作重点放在对甘蔗的研究上，并多次承担国家、部委、省级有关部门下达的研究项目，且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共获国家部委和省级9项奖，先后发表研究专著、论文60多篇和大量译文。他主持创办了《国外农学——甘蔗》，担任《作物学报》编委，《福建农学院学报》副主编，农业部生产技术丛书编委会编委等。

　　1951—1953年，他与福州市郊郑依姆农业合作社进行技术合作，将水稻间作改连作，稀植改密植，使每亩平均增产100多公斤，深得当地农民的信任和欢迎。1955年，他在福建主产蔗区仙游县建立了基点。从此，他长期深入农村，一面向老农学习，一面指导生产，并从生产中发现问题进行科学研究。50年代改良了陈旧的新植蔗和宿根蔗栽培法；60年代总结了甘蔗大面积丰产的栽培措施；70年代提出提高蔗田光能利用率的研究方向；80年代进行蔗田综合利用、提高经济效益的试验和推广。

　　1980年，周可涌以古稀之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很高的热情参政、议政，特别在农业科技规划和有关农业政策的制定方面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他曾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人大代表，省人民政府委员和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民盟顾问等职务。他还担任农业部第一届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学会顾问，中国作物学会理事，中国制糖工业理事，轻工业部制糖工业科学技术专业组成员，福建省农学会副理事长，省农业科技委员会常务委员。为促使从事甘蔗工作的广大科技人员更好地交流、协作，在中国农学会、作物学会等有关部门支持下，周可涌与其他几位甘蔗界前辈于1983年发起成立了中国作物学会甘蔗协会，他被推举为第一、二届理事长。鉴于周可涌在农业教育和甘蔗科研上的突出贡献，福建省人民政府于1978年和1979年先后授予他教育科研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周可涌一贯强调，实践必须上升为理论，才能更好地为生产服务。因此，他在深入农村生产第一线的同时，从不放松教学和基础理论的研究。

　　他参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农业高等院校用的《作物栽培学》，先后主编或合编了7部专著，发表50多篇论文和250多篇译文，并完成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中国农业大百科全书》中有关糖料作物部分的编写工作。

　　他主持并指导研究生，进行甘蔗叶片光合膜及叶片解剖特征在甘蔗育种上的应用，数量遗传在甘蔗高产高糖育种中的应用，甘蔗组织培养和细胞融合研究，超微结构和生理生化（主要是酶学）育种指标的探讨等课题，期望及早利用现代高技术缩短育种周期，提高育种效率和创造新物种。同时，也为甘蔗现代化栽培探索新的增产途径。有些课题已初步取得预期效果，象新品种“福引79—8”、“福引79—9”的鉴定和推广就是借助于甘蔗数量遗传学的指导，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的。周可涌的研究工作引起了国外人士的注视，法、英、美等国的学者曾先后来函索取论文报告。1988—1990年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传记中心，远东地区世界名人录，国际杰出的领导人传记等编辑部也分别来函索取他的资料准备收录在内。

　　80年代初，我国甘蔗糖分曾出现连年下降趋势。有人认为这主要是蔗农多施化肥以及由品种原因引起的。周可涌则认为可能是气候条件异常造成的。为此他和助手多次到蔗区进行调查研究，收集第一手资料，通过计算机处理，证实了他的论点是正确的。后来几年甘蔗糖分又出现回升，从反面再次证实了他的推论。1985年他撰写的《再论甘蔗蔗糖分和自然成熟期自然要素的关系》就是这一问题的小结，对指导甘蔗生产起了积极作用。

　　周可涌一生最大的愿望之一，是弄清栽培甘蔗和制糖业的起源。他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于1960年发表了《中国植蔗和制糖历史的商榷》。晚年他仍以顽强的毅力收集资料，参考大量文献，包括经典著作、历史书籍乃至佛教经卷，并采用现代实用技术，如光谱、酶谱分析，光合膜及细胞超微结构等测试结果，终于证明了他的论点——世界种蔗制糖起源于中国，并于1984年发表了《中国蔗糖简史·兼论甘蔗起源》一文。他认为勤劳智慧的我国劳动人民对世界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直到他最后病重住院时，仍忍着剧痛在修改《中国甘蔗起源考证》的第二稿。遗憾的是，他未能看到这部著作的出版。

　　周可涌的一生还和许多主要农作物打过交道。他做过中美棉无性杂交，棉与木槿属间杂交，宿根棉和再生棉的栽培，小麦花序修整以及水稻栽培理论等研究。他常对研究生说：“作为一个高级农业科研教学人员，不仅要具有专门的知识，还要有广博的知识面。不能只懂甘蔗而不及其它。农作物的生长有个性也有共性，知道多一些，就可以触类旁通”。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他在“社教”、“下放劳动”期间都能为当地农民解决一些生产问题，起到学用相长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