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蒋琬时期的战略调整

蒋琬执政始于蜀建兴十二年，时武侯身故，荷国之重，始负于琬，《后主传》记载“以丞相留府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不到一年，就已经“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蒋琬初掌大权，蜀国也休养生息，三年未出，三年之后蒋琬在朝中“众望渐服”于是出屯汉中，承武侯之志，准备伺机伐魏。

蒋琬在汉中总结诸葛亮先前北伐的经验，认为诸葛亮屡出秦川不克，是因为“道险运艰”，不若延沔水顺流而下，攻取魏兴、上庸。并为此积极的进行准备，在汉中“多作舟船”，一副蓄势待发的架势。蒋琬在汉中一驻就是六年，但在六年中这个计划却始终未能实施。究其原因，是朝中众人对蒋琬的战略大唱反调，认为“如不克捷，还路甚难，非长策也。”这就给蒋琬很大压力，不战则以，战必克捷，这种思想使得蒋琬不敢贸然出兵。蒋琬等待的时机是什么？《蒋琬传》中说“若东西并力，首尾掎角，虽未能速得如志，且当分裂蚕食，先摧其支党。然吴期二三，连不克果，俯仰惟艰，实忘寝食。”从这里看出蒋琬的条件是有些苛刻了，首先是要“东西并力”，也就是需要吴国配合，然后就是要吴国先发动攻势，还必须有所斩获，震动曹魏筋骨，然后才能够出兵。这该是过于谨慎小心了，延熙四年，东吴以全琮，朱然，诸葛瑾，诸葛恪四路人马伐魏〔一〕，蒋琬仍旧作壁上观，错失了伐魏最好的一次机会。

蒋琬在汉中虽然未有大的动作，却也不忘以攻代守对魏国边境进行袭扰，蒋琬“以维为司马，数率偏军西入。”偏军西入重要的在于牵制，也注定了不会有什么大的收获。

延熙四年，迫于朝中非议，后主派费祎到汉中与蒋琬“谘论事计”，制定蜀汉未来的出路。蒋琬也终于放弃由水路取上庸的计划，战略重心西向，转而谋取凉州。蒋、费二人认为“以凉州胡塞之要，进退有资，贼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汉如渴，又昔偏军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长短，以为事首”，当日先主取汉中之时即有论曰：“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二〕。诸葛亮数次北伐而关中不可拔，是以退而谋雍、凉是蒋琬这时最好的选择。“羌、胡乃心思汉如渴”说的是当时谋取凉州的便利条件，这并不是夸大其词。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到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在蜀汉建国之后得到了很好的实施，夷陵之战时“招纳五溪蛮夷”，南征时“赦孟获以服南方”，第三次北伐“降集氐、羌”，第四次北伐“招鲜卑轲比能”，可见蜀汉一直很重视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反观曹魏，对于西北一直是打（百度）压式的政策，在枹罕、兴国、河池等羌胡聚居地都有屠城的记录。人心向背，成了蜀汉经营凉州的重要砝码。这项任务随即被交给了“凉州上士”姜维，是年姜维迁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蒋琬本人则在延熙六年率大军回驻涪城，选择涪城的理由是“涪水陆四通，惟急是应，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这一点会在下文论述。

蒋琬主政时期，经过认真分析，对蜀汉战略进行了两次重大调整，但可惜都没有很好的付诸实行，当然对他也不能太过苛责，当肩负一国重任时，行事就往往考虑过多。回到涪城的蒋琬，身体每况愈下，在当年把录尚书事的大权转交给费祎，并进祎为大将军。蜀汉正式进入费祎时期。

二费祎的坚壁防御国策

蒋琬最后将蜀汉的战略定格为以大军驻涪城为四方之援，同时偏军西入牵制雍凉边兵。到费祎主政时则基本放弃了攻势，以守土安民为基本国策，并竭力限制姜维的西进。

费祎当政的第二年，就面临了曹爽大军伐蜀，当时汉中兵少，诸将多建议弃关退守，等待涪城援兵。结果汉中主帅王平力排众议，派护军刘敏前往兴势拒敌。刘敏在兴势“多张旗帜，弥互百馀里”〔三〕为疑兵，使曹爽不敢冒进，为援兵到来赢取了时间，很快，涪城的援军和费祎从成都带来的人马都赶到了汉中，曹爽见援兵已至，便引兵退还。费祎见曹爽退兵，便遣军“据三岭以截爽，爽争嶮苦战，仅乃得过”〔四〕。费祎虽大胜还朝，此战却胜的惊险。用王平的话说“汉中去涪垂千里。贼若得关，便为祸也”，如果没有王平的当机立断，刘敏的缓兵之计，恐怕汉中早已易主。这也使得费祎不得不重新审视先前与蒋琬制定的将大军搁置在涪城的方针，涪城在涪水上游，涪水划益州为二，所以涪城是保成都的重要屏障，而对于相隔千里山路的汉中则是远水解不了近火。

虽则费祎本传说的是在延熙十一费祎才出屯汉中，但事实上在此战的转年，费祎就到过汉中“行围守”，也就是重新布置兵力进行防御。

费祎当政时期的核心思想是“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幸而决成败於一举。”费祎自认能力不足以克复中原，所以“敬守社稷”以保存蜀汉的实力。看似无可厚非，但是对敌边境完全不施以威胁，却也给了土地人口数倍于己且同样民困兵疲的曹魏以恢复壮大的机会。

对于蜀汉的出路，攻还是守，意见不一。一些人诟病武侯北伐未有尺寸之功，且“守战之力，力役参倍”〔五〕，攻的消耗要比守大得多，诸葛亮的做法只是空耗国力，认为以攻代守是笑谈。其实不然。“守战之力，力役参倍”其实说的是攻的一方需要大军调动，行军线路长，供给线路也长。而守的一方是以逸待劳，消耗自然较少。而诸葛北伐时期却不是这般风景，原因是“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六〕，而且动辄五万，十万，甚至二十万人。而蜀国军队常驻汉中，经略的目标是近在眼前的陇右、关中地区。转运之劳，担负之苦，魏国当真是参倍于蜀啊！结果就是魏以“十万之军，东西奔赴，边境无一日之娱；农夫废业，民有饥色。”〔七〕连年战火的关中地区更为严重，直到蒋琬时期息武止戈，情况才稍有好转。以次看来，蜀国伐魏，不需要占地夺关，每次北伐徙个千余户入蜀，保障劳动力和兵员，经年累月，虽耗损巨大，胜负确尤未可知。

由于费祎的制约，姜维伐魏能调动的还只是万人规模的偏军，这种形式的北伐起不到调动魏国中央军的目的，实际上是徒劳的。费祎的保守也使得蜀汉在延熙十二年丧失了一次伐魏的良机，当年的魏国发生了大乱“曹爽初诛，众志二三”，夏侯霸降蜀，，面对这样的良机，费祎仍旧没有给姜维大举伐魏的机会，至后世叹费祎“过相裁制，又失事机”〔八〕

三姜维北进和蜀汉后期的防御策略

费祎独掌大权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不到四年。在延熙九年冬，姜维升任卫将军，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与费祎“共录尚书事”的权力。〔九〕在费、姜之下，原应该还有一位“平尚书事”的马忠，不过马忠只是在费祎出拒曹爽那段时间暂行国事，想来是早已作废。

延熙十年，给了姜维一展身手的机会，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汶山郡的夷民叛乱，汶山郡与蜀郡相接，直接威胁到了成都的安全。结果姜维前往平息了这次叛乱，而且处理的颇显武侯遗风，先兴兵讨定，随后进行安抚，“绥集羌、胡，咸悉归服”，并且在日后让此地羌、胡做到了“出马牛羊毡毦及义谷裨军粮，国赖其资”。〔十〕

第二件事就是进行了自己的第一次北伐，此时的姜维成了蜀汉的二把手，终于有了跳过费祎继续实施凉州战略的资本。恰逢凉州胡王叛魏，姜维引兵入羌中，与郭淮相拒，虽是不克而还，却也收降了当地两位胡王的一干部众，不算是空手而归。

姜维的地位虽然得到提升，但还是处处受到费祎的制约。直到费祎在延熙十六年遇刺身亡，姜维才终于可以实现北伐的夙愿。姜维几次伐魏的过程，这里不再赘述，总的来说胜负参半，姜维北伐的前几次，收获都还不错，使得魏国西北震动，魏国雍凉主帅陈泰也说过“若维以战克之威，进兵东向，据栎阳积谷之实，放兵收降，招纳羌、胡，东争关、陇，传檄四郡，此我之所恶也。”姜维在用兵上与诸葛亮坚重的风格迥然相异，敢于孤军深入，是以既有洮西歼敌万人的大捷；也有段谷“星散流离，死者甚众”的溃败。魏强蜀若，一次大胜不足以撼动魏国基石，一次大败却足以让蜀汉伤筋动骨。但是蜀汉的败亡，原因并不全在于此。

蜀汉败亡最重要的两个原因，一是，姜维常年征讨在外，给了陈祗、黄皓专权的机会，蜀汉国政日坏，“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民心已失，覆败只是早晚的问题。

姜维在景耀年间调整了蜀汉的防御策略，正是加速蜀汉覆败的第二个重要原因。蜀汉之前对魏防御都是

“实兵诸围以御外敌”，而姜维却撤掉了汉中的外围据点，放弃险关、谷口，只守城池。还将主力放在沓中，使得汉中守备力量不足。而这点也正被敌人抓住，司马昭在伐蜀前寓群臣“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十一〕所以当姜维主力被绊在沓中时，敌人轻易就取了汉中，蜀之门户就这样轻易与人，姜维的责任无可推卸。后世论曰：“姜维自弃险要，以开狡焉启疆之心，书此为亡蜀张本。”〔十二〕

三国志中对姜维的评价，不甚公允，史家作书，也难免带有个人好恶，陈寿对姜维的不屑一顾，多是受了其师谯周的影响，谯周与佞臣陈祗为伍，自是处处针对姜维。陈寿评姜维“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报忧不报喜而已。姜维于蜀亡虽有过失，但毕竟是蜀汉最后的顶梁，“蜀所恃赖，唯维而已”讲得并不夸张。

附注：

〔一〕：《吴主传》

〔二〕：《法正传》

〔三〕：《蒋琬传》附《刘敏传》

〔四〕：《曹爽传》注引《汉晋春秋》

〔五〕：《孙资传》注引《资别传》

〔六〕：《晋书-司马孚传》

〔七〕：《杨阜传》

〔八〕：《义门读书记》卷二十七

〔九〕：陈志以维进卫将军在延熙十年，检《华阳国志》，维进位是因蒋琬卒，当在九年

〔十〕：《杨戏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载》

〔十一〕：《晋书-文帝纪》

〔十二〕：《资治通鉴》胡三省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