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气候越来越严酷，比不上古代的清凉自然，不过有历史记载在乾隆八年的夏季，曾出现过“史上最炎热的一天”，即是公元1743年7月20日~25日，当时的大清日常气温高达40度，然而25号那天最高气温逼近45度，在石头上砸个鸡蛋都要被煎熟，而此时的水异常紧张变得比油还要昂贵，据说京城内外被热死的肥仔多达1万余。那么在如此炎热的天气中，到底还发生了什么呢?

　　据说有一个法国的基督传教士来大清传教，刚好遇到了这个极端酷热的气候，于是他就在这一切现象写成书信寄回了法国，为此就成为“我国历史上最炎热的夏天”，根据当时清朝在灾后统计，仅仅北京内外被热死的黎民百姓就多达11400余人。为此在乾隆8年间所发生的温度高达44.4度夏季，拿它跟我国一九九九年夏天最高气温42.2度以及1942年出现的42.6度相比，实乃最高气温的夏天。

　　《浮山县志》有描述到当年的一幕，称夏五月大炎热，路道行人多有暴毙尸野者，而京师更甚，于京城通商者皆有热死者众多。在《东华续录》的描述是这样子的：“六月丙辰京师威暑”此书说是6月发生酷暑，而《青城县志》所讲的时间也是发生在6月，其称：“大旱千里，屋内用具皆热烫，风炙草木向西南辄多死，六月间，从天津南武定府逃走之人众多，而道路上多是被热死之人”。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分析出，当时到底有多热，导致发生了什么事情，其一就是天气热到放在家中的各种生活用品都烤得发热发烫了，而当时的百姓们实在受不了炎热，纷纷出逃，想逃往凉爽的地区避暑，殊不知在逃亡的路上，很多人都被晒死跟热死了。

　　另外《《续天津县志》描述得更加具体，其称五月的时候炎热异常，将泥土岩石都晒焦了，因此许多人多被热死。而《高邑县志》也表示，乾隆8年的5月28到6月6号这段时间，天气炎热难挡，就连平时阴凉积水重的泥墙都被烤得像火烧一样，然太阳升至正午的时候(即中午12点)就连锡铅都被融化了，人们多数被渴死。

　　这一幕说明，当时炎热气候随着天气移动，5月28~6月6号的到达了天津，而这次的温度可能更高，甚至把锡铅等物都融掉了，人们被渴死，充分证明水源多数是被蒸发掉，因此人们又热又渴，最终脱水而死，可见当时的炎热是多么的恐怖，其威力甚比天灾人祸，像火炉一样烘烤着百姓。

　　事后，根据法国传教士的书信，我们发现他当时采用的是大清给出的灾后数据，称七月十四日到二十五日，京城内与郊外被热死者高达11400余人，而实际上的真实死亡人数估计不止于此，但看北京这座各种设施完善的国都就被热死那么多人，然而其他落后一点的城县估计死人数量要更多。

　　然而乾隆八年的人们在面对如此高温度的“杀人气候”之时，会采用什么方法来抗署活命呢?平凡老百姓的主要降温方法就是多喝凉水，然而此时的水源稀缺，乃至被商人哄抬价格，一度升至10余文钱一杯水，跟当时大清油价相比，此水简直比油还贵，最后喝不起水者众多，使得更多的人被活生生渴死人死。另外身为当朝天子的乾隆深处冷宫也热到不行，结果他还因太闷热而作了一首名叫《热》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