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的主要思想

农家，又称“农家流，是先秦时期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民思想的学术流派。该流派主张劝耕桑，以足衣食。”《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 出处：五代 颜仁郁 《农家》诗：“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 宋 陆游 《岳池农家》诗：“春深农家耕未足，原头叱叱两黄犊。”

战国农家的代表人物——许行

许行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90年至公元前315年之间,与孟子是同时代人。他的事迹和主张见于《孟子·滕文公上》。他依托远古神农氏之言来宣传他的主张,是战国时代农家的代表人物。从孟子骂他是“南蛮鴃(jué音抉)舌之人”,和“自楚之滕”看,他是楚国人。有人认为《吕氏春秋·当染篇》所说的墨子的再传弟子许犯就是许行,但也有人认为此说并无确据。《汉书·艺文志》有《神农》二十篇,是农家的著作,可惜早已失传。农家的材料还见于《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同书《爱类》篇和《淮南子·齐俗训》也有部分材料。

战国时期农家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使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动。由于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土崩瓦解，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尚未巩固，因而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代表各阶级利益的学派和学说十分活跃。反映劳动人民利益的思想学说，在当时有其存在和活跃的条件。剥削阶级的思想不能代表被剥削阶级的利益，被剥削阶级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出自己的思想理论。恩格斯指出：“虽然总的说来，市民等级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这一精辟的论述，对分析战国时代各阶级的思想派别，同样具有指导意义。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把自己说成是代表一切人利益的，尽管实际上他们并不能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在战国时期，反映劳动人民利益的思想学说和学派，主要有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杨朱为代表的扬朱学派和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他们的学说都属于劳动人民思想的范畴。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各不一样，因此，他们的学说思想又有差异。墨家是小手工业者的思想代表，杨朱学派代表小土地私有者的利益(5)，而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则是下层农民的代言人。

许行的主张，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主张君民并耕之说。许行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他认为贤良的国君要和老百姓一起参加耕种才能吃饭，自己做饭吃，还得为老百姓办事。《吕氏春秋·爱类篇》提到：“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男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焦循在《孟子正义》中说：“神农之教，即所谓神农之言也。”这与孟子所说“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相合。内容也与许行君民并耕之说相符。因此，可以认为《爱类篇》这条材料应该就是许行的思想。

许行还认为，如果国君不与民并耕，而是像滕文公那样，拥有储藏粮食的仓廪和存放钱财的府库，那就是损害老百姓来供养自己。这样的国君就不配说得上贤。这是许行对当时统治者的尖锐批评和控诉。许行君民并耕之说的提出。是由于战国时代战争频繁，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因此他强调国君必须重视农业并亲自耕作，以救时弊。

《北堂书钞》帝王部引《尸子》：“神农氏并耕而食，以劝农也”。尸子即尸佼，据说是商鞅的老师，鲁人。许行君民并耕之说与尸佼相同，在学说渊源上可能有关系。前面提到《汉书·艺文志》的《神农》二十篇，颜师古注认为，“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说。”我认为并不是这样。李悝、商鞅是法家，他们主张耕战，其重视农业是同战争紧密相连的。与许行的君民并耕之说有所区别。商鞅虽然师事尸佼，但是他把尸佼的学说发展为耕战政策，而许行则忠实于尸佼的君民并耕之说。因此我认为《汉书》所说的《神农》二十篇，很可能就是许行的著作。

第二、提出“市贾不二”的价格论。许行在主张社会分工互助的基础上，提出从事农业劳动的要可以用农产品直接去交换手工业产品，如帽子、锅甑和铁制农具等。这是一种以物易物的交换办法。交换时的价格是如何规定的呢?许行认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即市场上的同种物品数量相同则价格相等。这样，市场上的各种物品的价格都有了统一的规定。比如一尺布或一斤麻、一石谷的价格是多少钱，市场上所有的布、麻、谷的单价都相应的是多少钱。某种尺寸的鞋多少钱一双，则所有同样尺寸的鞋都是多少钱一双。这样，在市场上的同种物品只有一种价格，没有第二种价格。这就是“市贾不二”。许行认为，这样一来就不会再有弄虚作假的现象，即使小孩子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也不受欺骗。

许行的主张反映了战国时期贫苦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君民并耕之说，反映了当时贫苦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共同劳动思想。它要求人人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这种主张却只能是一种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许行的主张与儒家孟子所主张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思想是针锋相对的。他的价格论反映了当时贫苦农民反对商人利用市场高利盘剥，要求调整物价的原望。这种主张比杨朱的“为我”、“贵己”而又不“纵欲”、“侵物”，更激进一些。杨朱代表的是小块土地私有者的利益，他们只要求保护其小私有者的财产;而许行则代表贫苦农民的利益，他们一无所有或者虽有也不多，仅靠两手劳动维护生活。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使许行对社会分工和价值问题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

孟子的“劳心”、“劳力”的社会分工说，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的成分。因为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它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当然这个进步是建筑在劳动人民付出血汗代价基础上的。随着阶级的消亡，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分工也会逐步消失。孟子抓住许行关于社会分工理论的弱点，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把脑力劳动者和剥削者等同起来，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必然性为剥削制度进行辩护，时而把它说成是“天下之通义”，提高到普遍原则的高度，从而论证了剥削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

许行的价格论只注意到了物品的数量(长短、多寡、大小等)而忽视了物品的质量。这说明许行并不了解生产品价格构成的原理。因此他的价格论只能流于空想而根本不能实行。孟子强调了同种物品的质量相差悬殊很大，生产同种物品，所需付出的劳动的多少也很悬殊。他抓住许行价格论的这个漏洞，认为许行把不同质量的物品规定相同的价格，就会造成天下大乱。生产质量不同的产品要付出不同的劳动，如果市场规定的价格是一样，那么，质量高的产品就会没有人生产。因此，孟子认为：“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就是说，用许行的办法，结果会使人互相弄虚作假，这样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这里，孟子夸大了许行价格论的缺陷，在某种程度上也歪曲了他的愿意。比如许行说：“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孟子就歪曲为“巨屦小屦同贾”。但是，孟子注意到了物品质量的问题，则是比许行的价格论更进一步的地方。还有在战国时期，金属货币早已出现，如齐国有刀币，楚国有“印子金”等等，而许行却主张以物易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

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思想，只有在地主阶级政权尚未统一和巩固的战国时期，才可能有存在的条件。一旦地主阶级统一政权建立并巩固起来之后，贫苦农民很快就变成佃农或农奴而成为附庸。他们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和行动上的自由就丧失了。因此农家到了秦统一六国之后很快地就销声匿迹，就连他们的思想资料也很少能够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