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作为长征先遣队进入贵州的石阡境内，受到国民党湘、桂、黔军的重重包围。10月16日(农历九月初九重阳)，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第五十二团为掩护军团主力转移，主动暴露自己，把敌人引向困牛山。由于敌众我寡，弹尽无援，被逼绝境，为不当俘虏，百余红军战士飞身跳下70多米高的山崖——虎井沟，绝大多数壮烈牺牲。

(一)

1934年4月，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的广昌地区大举进攻，拉开了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战役。由于“左”倾领导的错误指挥，红军战斗连连失利，先后失去了广昌和广昌以南的高虎脑、万年亭等。眼看根据地面积越来越小，当时的中央在7月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寻淮洲、粟裕领导的红七军团)后不久，又于8月派红六军团从湘赣、湘鄂赣根据地向西突围，先期转移，并要他们到黔东来联系夏曦、贺龙、关向应带领的红三军及其创建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0月，中央红军在失去宁都、兴国之后，也撤出中央苏区，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向西转移。

红六军团的领导由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肖克、政治委员王震和参谋长李达等组成。军团下辖十七师三个团(第四十九、五十、五十一团)和十八师三个团(第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团)，共9700多人。红六军团在到达贵州瓮安、余庆时，因五十四团团长赵雄牺牲，未重新任命，其时实际仅五个团。10月4日，军团部到达瓮安的猴场后，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改变原向西、向北的进军路线，改向东，朝着石阡、江口方向挺进。

此时，蒋介石已调集湘军李觉、桂军廖磊和黔军王天锡率领的24个团进驻镇远、黄平、施秉、石阡等县，对红六军团进行围、追、堵、截，妄图将红六军团挤压在乌江以南的狭长地带加以歼灭。乌江自古为天险，对岸又还有万式炯、侯之担的四个团把守，数千红军要想北渡乌江几乎没有可能。另外，中革军委也电令六军团不得北过乌江，只能往东向江口方向运动。这一运动方向完全在国民党湘、桂、黔军的预料之中，红六军团实际上是在往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中钻。

当时，中革军委对湘、桂、黔军的布置并不清楚，还接二连三电令红六军团向东。六军团也对敌情不甚了解，毫无戒备地向东推进。十七师前部进至石阡县甘溪时，还十分从容地布置宿营。当发现敌情后又未及时向军团部报告，军团部未下达命令作战斗准备。当桂军廖磊部发起进攻时，红军毫无准备，很快被敌截为数段。面对后有追兵、前有阻敌的情况，各部队仓促应战，向北转移。由于红军人生地不熟，向北进入了十分危险的地势。此间地形复杂，山高坡陡，沟深崖绝，加上国民党军的反动宣传，当地百姓对红军一无所知，甚至轻信敌人的话，见红军来就躲避。

红军在甘溪一役损失1000人以上。进入大山，粮食、弹药都发生困难，加之水土不服，又误食桐油，自然减员也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红六军团领导曾向中革军委请示，拟抛弃辎重，分两路突围。中革军委复电，不同意分兵，军团领导只好带着部队左冲右突。往北有乌江天险，往西有黔军把守，往南有桂军阻击，往东又有湘军截拦，军团领导只好决定再走甘溪，向南突围。

为掩护军团主力南突，红十八师的龙云师长和田海清团长率五十二团断后，先在板桥阻击追敌，后南撤追赶主力。他们未到达龙塘，发现南撤之路被敌截断，只好果断绕十二里山梁往西去川岩坝，后向北去困牛山，希望抛掉敌人后再向南追赶主力。

由于连续数天在十二里山梁子转，湘、桂、黔敌以及民团相继占领了川岩坝及附近制高点和重要村寨，红军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敌军及民团的截击。困牛山的战斗，是最为悲壮、最为惨烈的。

困牛山，实为睏牛山，因形如一头疲倦而睏卧之牛得名。其东南有十二里山梁，西北有老君山，西南有谭家湾大山，北面是万丈深渊的黑滩河。困牛山山脊平缓，蜿蜓10余里。红五十二团为掩护军团主力，在南撤道路被切断之后，就主动登上十二里山梁，以吸引龙塘方向的敌军，再向西直奔川岩坝。与驻敌交火后，再走困牛山山梁，主动暴露自己，吸引敌人。

此时，五十二团800多人已严重减员，余下的绝大多数战士又因进食桐油食品，拉肚子十分严重。该地属敌军占领区，百姓也不敢做饭给红军吃，多数战士泻、饿、困交加，枪拿不动，路走不动。由于严格的群众纪律，就是看见地里的红苕、萝卜，红军战士也不敢拔。不少红军是边走边拉，一路臭气熏天。尽管这样，红军对敌军和民团的重重包围也毫不畏惧，团结战斗，边打边退，牢牢拖住敌人。

16日这天是重阳节，早上有毛毛雨，中午放晴，有点晃晃太阳。红军队伍越战越勇，红军在十二里山梁，硬是同敌人打了近10个小时，单在鼎罐堡就打了近2个小时。到下午三四点钟，红军来到困牛山的尾部高处——大坪，团长田海清牺牲，全团战士放声痛哭。敌人听到哭声，知道红军指挥员阵亡，于是督着民团和裹胁当地群众数百人向红军压过来。红军原先由下往上退，现在是由上往下退，仅有的地势之利荡然无存。听见身后哗哗的水声，红军知道背后就是河流或者悬崖。在一里多路的战线上，正山梁的百多位红军看到压下来的人群，既有穿制服的国民党正规军，也有未穿军装的民团，还有被敌人裹胁的赤手空拳的百姓，他们为难了，那有限的子弹射向了穿制服者，那是一响一个，而更多的没有穿制服的人又步步逼近……

既不想当俘虏，又不想伤百姓……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跳”，接着就是砸扔枪枝的声音，又是一个接一个的跳的声音……更感人的是，在这70多米高的悬崖边还有许多杂树草丛，不跃起来往外跳是下不了崖的，于是许多战士是向上向外而跳——难怪知情老人都回忆说红军是“飞下崖的”！百余红军战士就这样消失在哗哗的流水之间了……

百余红军“飞”崖，这何等的悲壮，何等的惨烈啊！敌人见那么多红军“飞”崖，他们也惊呆了，退缩了，以后也没有人敢下沟搜杀“飞”崖的人，当天就撤回了川岩坝。战斗在左边的200多名红军战士凭借着草丛和土坎的掩护，在龙云师长的带领下顺着营盘脑的小路下到沟底，再爬上对面的蒙人弯，翻老君山撤出了战斗。

肯定当时是有红军战士未牺牲的。当地百姓回忆说，一场(5天)后还听见有人呻吟，一个月了，还看见红军的尸体挂在树桩上。当然也有未掉下去被树桠挂住得救的。团司号员陈世荣就是其中之一，第二天他才从刺丛中爬出来，得到当地百姓救助而生存下来。上世纪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他还去将他的军号找回来吹奏，作为生产大队修水库上工的信号。

龙云师长突围出去，也未赶上军团主力，在一次战斗中受伤被俘，后来被国民党军杀害于长沙。

困牛山战斗，红五十二团以多数牺牲的代价，拖住了敌人，为军团主力的转移赢得了时间。特别是百余红军，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误伤百姓，最后砸坏枪支，集体飞身跳下70多米高的山崖，壮烈牺牲，留下红军史上举世无双、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

(二)

百余红军在石阡县的困牛山集体飞身跳崖的英雄壮举，在当时的两军电报中都有反映，国民党军的战报中则说有千余人被打散、跳河。解放后，许多红军将领都有回忆，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红六军团战史》《红六军团征战记》《黔山红遍》《红军在黔东》以及《黔东革命根据地》等书中都有记载，解放军也曾三次派人到石阡县进行寻访。可由于种种原因，红军飞身跳崖这个地点未被找到，百余红军几十年孤魂野鬼，难以安息。

到了2002年，石阡县党史办的杨又铸主任，凭着对党史事业的忠诚，对革命烈士的敬仰，在县里领导的支持下，爬山涉水，深入石阡县境和思南县部分乡镇红军走过的地方，一口气走访了三四十名散失红军及八九十岁的知情老人，搜集到不少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得到省、地党史部门的重视与支持，得到肖克将军和张銍秀、李真等将军及其后人的支持，终于在2009年9月，才在困牛山为百余跳崖红军修起了独具特色的纪念碑。

为了增加现场感，我和地区党史办原主任柳文荣，由杨又铸主任带路，于10月28日(重阳后的第三天)驱车去到困牛山。纪念碑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凝视“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每一个字都饱含肖克老对烈士的深深悼念！拜读张銍秀、李真、陶汉章、江文、颜吉连等将军那包含深情的题词，我是感慨万千，止不住泪涌眼帘。……

在停车坪旁边，还有一座乱石垒就的坟头，虽然略显孤单，但又是那样高大、那样雄壮。村里的干部说，那就是红军坟，是当地百姓搜捡到红军的遗骨掩埋垒起来的。起初，有人到虎井沟里去燃纸祭拜，有的在崖下焚香化纸，后来就在此坟前祭扫。坟头上有一枝独立而高傲的红籽树，绯红的果实像红军的战旗，在微风中招展，在绿野中特立……

曾经有人在虎井沟里，也想找到一点红军的遗物，哪怕一段遗骨……结果，我的收获是浑身的大汗、衣服被荆棘扯出的线头和摔倒沟水中的湿漉……时针很快指向了下午1时。面对和当年差不多的晃晃太阳，我们决定，在午饭前先向还未揭幕的纪念碑献上第一个花圈。当我们扶着花圈，迈着沉重的步伐在那60多级台阶上一步一步攀登时，奇迹出现了：步步台阶都发出了空旷的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