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前770年－前476年/前403年） ，是东周的一个重要时期。

春秋时代周王的势力减弱，群雄纷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一说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

春秋时期的得名，是因孔子修订《春秋》而得名。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共二百四十二年。后史学家为了方便起见，一般从周平王元年（前770年）东周立国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或四十四年（前476年）为止（也有学者认为应到《左传》记载之终（前468年）、三家灭智（前453年）或三家分晋（前403年）），称为“春秋时期”。春秋时期之后是战国时期。

据史书记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有三十六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五十二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起，诸侯的朝聘和盟会四百五十余次。鲁国朝王三次，聘周四次。

主要诸侯国资料表

国名

起讫年代

亡于何国

姓氏

秦国

前10世纪—前206年

汉朝

嬴姓赵氏

楚国

前1042年—前223年

秦国

芈姓熊氏

田齐

前386年—前221年

秦国

妫姓田氏

燕国

前11世纪—前222年

秦国

姬姓

韩国

前403年—前230年

秦国

姬姓韩氏

赵国

前403年—前226年

秦国

嬴姓赵氏

魏国

前403年—前225年

秦国

姬姓魏氏

卫国

前1046年—前209年

秦朝

姬姓卫氏

宋国

前1046年—前286年

田齐

子姓宋氏

中山国

？—前296年

赵国

姬姓

鲁国

前1041年—前256年

楚国

姬姓

越国

前20世纪—前306年

楚国

姒姓

巴国

？—前316年

秦国

姬姓

蜀国

？—前316年

秦国

当周王室推翻商朝时（约在公元前1046年，而不是传统的公元前1122年），新统治者将征服的土地分封给王室成员、紧密盟友和原商朝统治者的后裔，以及一些获准保持原来土地的地方豪强。这样，中华世界就被分成大批政治实体；据认为，在周代的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前481年）已有约170个政治实体。当然，其中绝大部分是非常小的，它们在内部分成采邑，又被分给每个统治家族的亲戚或官员。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战争连绵不断，许多诸侯国被消灭，或者其面积大为缩小，所以当周代的下一个分期战国（公元前403—前221年）来临时，只剩下了七个大国。七国中包括远处华夏大家庭极西端的秦，但不包括周王室本身。当公元前770年一次夷狄的进攻迫使周王室放弃今西安（在陕西）附近的西都，而在今洛阳（河南）附近建立新都，也就是东部的都城重立王室（其疆域及重要性均远不如前）时，它已经丧失了一度行使的大部分政治权力。这些诸侯国到了战国初期已经变成了完全独立的国家。

在周朝创立时的贵族成了世袭的统治家族的创始人，它们随着时间的消逝，日益脱离了周统治者的羁绊。特别在公元前770年周被迫从西往东迁移后，它的统治者们终于被它以前的属国所漠视，甚至实际上被遗忘了。因此，公元前256年秦最后灭周已不再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在那个时候以前，原来受周朝领导的诸侯国早已发展成为不同程度地具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独立国家了，但它们之间互设军事和关卡的壁垒，随时准备搞纵横捭阖，时而进行战争，时而议和。

县是这两种单位中较早的一种，它最早出现于公元前688年的秦国。但是有理由对这个时间提出疑问和认为这种行政实体实际上可能发端于南方的楚国，在那里县肯定在公元前598年被提到，可以想象，它可能早已存在了。郡远比县晚，最早的材料提到它出现于公元前400年前后的魏国。郡有军事渊源，这与县相比要明显得多，它使新获得的边境土地置于国家的中央控制之下；而在很多情况下，县似乎由世袭的地方行政长官控制。在一开始，郡被认为不如县重要，因为它地处边陲；但果真如此的话，情况很快逆转。县终于形成了从属于郡的一级行政单位。到周的最后一个世纪，一个郡可以划分为一个到二十几个县。郡县制对秦帝国和后世历史的重要意义将在下面讨论。

当前考古学界认为，中国开始使用铁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6世纪，或者甚至不会晚于公元前7世纪。在文献记载中，最早的材料见之于《左传》，此书记载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法于一套铁鼎之上。从战国时代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兵器、农具和器皿都是铁制的，许多学者认为这几个世纪农业产量已经增加，正在发展的冶铁技术很可能是一个因素。其他的因素大概是，日益扩大地采用了灌溉和排水的技术和肥料，特别是耕种大片新的土地。

可是，不应把这些及其他的技术改进的效果估计过高。在整个战国时期，铁相对地说依然是很少的，当时的铁常常是铸铁，而不是锻造的，因此比较软而脆。许多工具继续用青铜、石块、木料或贝壳制成。此外，改进的农业技术的某些重要方面特别难以估量和确定其时间。因此，关于畜拉犁在何时开始取代远为原始但显然长期沿用的锄耕的问题，引起了很大的论战。根据极为不足的证据，中国的学者各自把拖拉犁的开始使用定在公元前400年，直到此前的一个或两个世纪，甚至定在周代以前。文献中最早的明确的材料，其时间只能定在汉代（约公元前90年或85年）——不过这个材料表明有一段相当长的较早的发展时期。

农业的改进很可能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尽管同时战争加剧了。在战国时期，城市似乎大为增加，而且规模扩大，设计也复杂了。几个迹象之一，如考古发掘所显示的，是它们的几段城墙相当长。但是这里所提到的证据又是分散的，远不能提供具体人口的近似数字。一个例外是，有一文献材料假定，齐国国都的人口为35万，此数是浮夸的，不能认真考虑，尽管有的学者已经利用了这个材料。（附录3将讨论这个数字及其他有问题的统计数。）

战国时期的史料给人的最突出的印象是，战争日益加剧。所以许绰云编写的统计材料乍一看显得令人吃惊：根据这项材料，公元前722—前464年的259年中，只有38年没有战争，而在公元前463至前222年的242年中，没有战争的年份不少于89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主观的印象比用统计学来衡量更有意义，因为后一种方法掩盖了一个事实，即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相比，战争虽然更加频繁，同时有更多的国家卷入，但规模要小得多，时间较短，也不那么激烈。

从计量的方面说，出现了关于战国时期后期军队规模报道的可信性的问题。所产生的一个类似的问题与大战的伤亡数有关。在附录3中，对这两个问题都要作更详细的讨论。

在秦和几个同时代的诸侯国中，与上面提到的政治变化同时出现的是一种朝着更加周密的中央政府制度和机构发展的趋势。担任的职务日益职业化和专业化——总之，这种官僚管理形式的发展趋势将成为中华帝国的最突出的特征。

一个重大的发展是种种计量方法的采用，诸如保持人口和税赋的簿册、庄稼收成的统计，等等。秦使用这些技术的情况将在下面屡次提到。

另一个重要的制度革新是采用成文的法典化法律。这种法律日益代替了传统和主要是不成文的、但被默认的那些称之为“礼”（此字有不同的解释，如“传统习俗”、“礼貌行为的通例”、“礼仪仪式”等）的习惯行为的准则。最早的一个确凿无疑的例子是公元前536年郑国把刑书刻在一套青铜鼎上。在公元前513、501年及以后的年代，有的国家采取了类似的步骤；在秦国，法典化的主要工作是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秦孝公及其顾问商鞅时期进行的。

从“刑书”一词的字面看，这些法律主要是刑事性质的。并非所有国家都颁布过这些法律，这些法律也不是同样地施行于各阶层的人民。但是，它们的出现，与其他行政变化一起，在创建一个官僚帝国的逐渐加快的过程中是很重要的。主张朝这个方向变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后世称之为法家，而秦全心全意地采纳这些思想和方法的行动无疑是它能够从诸侯国向帝国发展的主要原因。

这些青云直上的人大部分可能来自称为士的低层边缘的贵族；这些人有良好的出身，但没有贵族的爵位，他们充当武士、官吏、国家政府和贵族家庭的监管者，或者靠土地为生，有时他们自己也种地。许绰云根据对春秋时期在政治上活动的516人及战国时期在政治上活动的713人所作的统计研究，发现后一个时期出身微贱的人的百分比两倍于前一个时期：春秋时期为26%，战国时期为55%。

约在最后一个世纪，社会出身不明的人的队伍由于平民出身的人（如商人）——他们的财富能使他们取得土地和权力——的加入而进一步扩大。一个新的地主和官吏阶级以这种种方式，到战国后期已经形成，它是整个中华帝国史中一直作为统治精英的学者——绅士阶级的鼻祖。

在周初的几个世纪中，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显然作为依附者（以家庭为单位）依附于他们为封建主耕种的土地上。这种土地使用制是一种被描述为井田制的理想化的形式，它几乎可以肯定是存在的，虽然现代学者几乎对它的实施的所有方面提出疑问。实际上，它不可能符合孟子（约公元前372—约前289年）及其他周末和汉代学者所总结成的几何图形。根据这些人的理想化的记述，每一块称之为井的大方块土地，象棋盘那样分成九小块土地，其中八块分别由占用它们的家庭为自己的需要耕种。中央的第九块由八家共同耕种，以便向封建主提供用益权的物品。

井田制一直是许多后来的作者带着浓厚感情来对待的一个题目，他们怀旧地追忆在更早和更单纯的时代中共同生活的种种想象的美德。但是，作为一个真正实行的制度，除非封建主代理人施加压力，它几乎不可能给耕作者提供刺激，以推动他们提高超过最低需要的产量。另一方面，封建主有一定的义务供应依附者的衣食，或者保护他们及其家庭。

但是，据史籍记载，公元前594年从鲁国开始的新的税制已在几个国家纷纷出笼。虽然记载的条目简略而令人不解，但一般地说，新税似乎基本上包括农民的实物支付，以代替原来的个人劳役。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支付可能直接缴给该国的中央政府而不是给种植者依附的封建主，这样就造成了封建主和依附者之间传统关系的逐步解体。由于各国越来越多地耕种原来的荒地（这些地不在传统的分封制领地以内），这种解体加快了。

有人争辩说，作为半独立耕作者的农民的这种新自由可能鼓励他们更勤奋地劳动，从而有助于提高所假设的晚周的农业产量。但是新的自由又迫使农民完全负责他们自己的需要，而得不到封建主原来提供的保护。到了周代的最后一个世纪，土地的买卖已经变得很普遍；结果富人获取大量土地，而农民则再次沦为佃户或作为农业劳动者而被人雇佣。如果有贫富差距，那么从晚周而至秦汉差距已经扩大而不是缩小了。但是史料的缺乏和含糊不清往往只能使以上的概括成为一种猜测。

晚周时期工商业无疑有了相当的发展，虽然象其他许多情况那样，无法精确地估量所发生的情况。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在不同的国家出现了不同的、有固定价值的金属货币，在公元前5和4世纪更是如此。（据说秦的通货最早在公元前336年发行。）这类钱币显然便于商业交易，虽然某些象谷物和布那样的商品，特别在大宗交易中继续用作交换媒介。商业的发展当然有助于城市的成长，并且还出现了工业按地点进行专业化的趋势。《史记》和其他史籍还记载了几个著名的商人，首先是孔子的弟子子贡，直至秦统一全国之前不久的丞相吕不韦。大商人不经营主要商品，它们量大，容易坏，只有在短缺时才有利可图；他们宁愿集中经营奢侈品或者通山泽之利。政府并不像集散主要商品那样直接关心这些商品。

从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起，周代的最后三个世纪出现了成体系的思辨思想，它主要体现在六七个思想学派中，但别的不容易归于任何学派的个别思想家也表现出这种思想。这些学派和思想家可能主要来自正在兴起的士的阶层，他们的讨论和著作不可避免地集中在这个时代有力的变革使之成为如此紧迫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为了方便，这一章将使用儒家、法家和道家等名称来称呼这些思想结构，虽然通常被贴上这类标签的周代思想家可能并不象汉代的学者那样觉得他们属于最早由汉代学者划分的各具特色的那些独立“学派”。

在许多新的思想倾向（经常发现表现于一个以上的“学派”）中，这里只能列出很少的几个：（1）倾向于放弃关于天地运行的超自然的和神话的旧解释，而代之以非人格化的力量和趋势（如道、阴阳、五行）作出的解释。（2）至少在理论上强调统治者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即高贵的出身再辅之以合格的智能和道德，从而使他能当之无愧地承担十分重要的统治任务。（3）但是由于统治权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世袭的，于是相应地强调训练一个受教育的非世袭官吏阶级，以充当统治者的顾问。这一强调标志着断然背离了任职只取决于良好的出身这一传统的观点，同时朝着根据竞争性的考试吸收官员的中华帝国文官制度的方向发展。（4）强调社会和谐的理想，虽然这种和谐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换句话说，这一强调的基础是，每个人准备接受他在一个有等级的结构中的特定地位，尽其最大的努力履行与那个地位有关的社会职责。（5）强调大一统，它不但包括政治的统一，也包括思想意识和文化的统一，同时它也为和平、好政府和社会福利提供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

最后一个主题所暗示的种种内容可以追溯到周初时代，这在政治上表现为普天之下不能有二主的思想。（它实际上是整个中国历史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在晚周时期，它构成了与前面《政治变化》一节中讨论的那个朝中央集权发展的政治运动相对应的思想。这样，它给这个时代的统治者、政治家和将军们提供了有力的意识形态根据，以便进行最后导致形成帝国的日益加剧的军事斗争。

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促进国家的统一，“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最先成为霸主。齐桓公是公元前685年即位的。他在政治、经济上作了一系列改革，使齐国强大起来。

晋文公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领楚、郑、陈等国军队围攻宋国都城睢阳（今河南商丘）。宋国派人到晋国求救。晋文公采纳了部下的正确意见。争取了齐国和秦国参战，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而后，又改善了晋同曹、卫的关系，孤立了楚国。这时，楚国令尹（官名，相当于宰相）子玉大怒，发兵进攻晋军。晋文公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以便选择战机，命令部队向后撤退九十里。古代军队行军三十里叫做一舍，九十里就是三舍。晋军“退避三舍”，后撤到卫国的城濮（今山东省憋县）。城濮离晋国比较近，补给供应很方便，又便于会合齐、秦、宋等盟国军队，集中兵力。公元前632年4月， 晋楚两军开始决战。晋军诱敌深入，楚军陷入重围，全部被歼。城濮之战创造了在军事上先退让一步，后发制人的著名战例。此后，晋文公请来周襄王，在践土（今河南广武）和诸侯会盟。周天子策封晋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并赏赐他黑红两色弓箭，表示允许他有权自由征伐。晋文公成了中原霸主。

宋襄公一心想成为霸主。周襄王十三年(公元前六三九年)春，宋、齐、楚三国国君相聚在齐国的鹿地。宋襄公一开始就以盟主的身份自居，认为自己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同时又认为自己的爵位也比楚、齐国君高，盟主非已莫属。但是楚成王令楚兵把宋襄王拘押起来，然后指挥五百乘大军浩浩荡荡杀奔宋国。最后宋襄公被楚国抓走后又放掉。急功近利，空讲仁义的\\\\\\\\\\\\\\\\\\\\\\\\\\\\\\\"仁义之师\\\\\\\\\\\\\\\\\\\\\\\\\\\\\\\"成为千古笑柄，宋襄公的霸业不过昙花一现。

在齐国称霸时，楚国因受齐国抑制停止北进，转而向东吞并了一些小国，国力强盛。齐国宏落后，楚国便向北扩张与晋国争霸。公元前598年，楚庄王率军在邲（今河南郑州）与晋军大战，打败晋军。中原各国背晋向楚，楚庄王又成为中原霸主。

晋国称霸的时候，西部的秦国也强大起来。秦穆公企图向东争霸中原，

越王勾践自被吴国打败后，卧薪尝胆，立志报仇，经过几十年努力，转弱为强，灭了吴国。勾践乘势北进，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今山东膝县），成为霸主。

诸侯大国争霸，说明了周朝王权的削弱。自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以后，周朝王室更加衰微。从前是天子统帅诸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第一张图片）现这些权力都落到诸侯手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于“陪臣执国命”。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起来夺权了。周朝奴隶制处于“礼坏乐崩”的境地。

作为霸主，一本国经济要发达，二实力（指军事）强大。而且对于霸主本身也要有一定的魄力。宋襄公无才无能，不是名副其实的霸主。

另，春秋五霸向来说法不一。一说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宋襄公、秦穆公（见沪教版初中历史教科书），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或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鲁国孔子的编年史《春秋》一书而闻名天下。《春秋》从公元前722年开始，至公元前481年结束。历史上通常将周平王东迁至公元前476年之间的历史时期称之为“春秋”时代，这段时间基本上和《春秋》一书记事所跨时间相同。（参见词条“春秋”）

首先建立霸业的是齐桓公。他任用管仲，改革内政，使国力强盛。又用管仲的谋略，以“尊王攘夷”为号召，联合燕国打败了北戎；联合其它国家制止了狄人的侵扰，“存邢救卫”；公元前656年，齐国与鲁、宋、郑、陈、卫、许、曹诸国联军侵蔡伐楚，观兵召陵，责问楚为何不向周王纳贡。楚的国力也很强盛，连年攻郑。但见齐桓公来势凶猛，为保存实力，许和而罢。以后，齐桓公又多次大会诸侯，周王也派人参加会盟，加以犒劳。齐桓公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

齐国称霸中原时，楚国向东扩充势力。齐桓公死后，齐国内部发生争权斗争，国力稍衰。楚又向北发展。宋襄公想继承齐桓公霸业，与楚较量，结果把性命都丢了。齐国称霸时的盟国鲁、宋、郑、陈、蔡、许、曹、卫等国家，这时都转而成了楚的盟国。

正当楚国想称霸中原之时，晋国勃兴起来。晋文公回国后整顿内政，增强军队，也想争当霸主。这时周襄王被王子带勾结狄人赶跑，流落在外。晋文公以为是“取威定霸”的好机会，便约会诸侯，打垮王子带，把襄公送回王都，抓到了“尊王”的旗帜。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军在城濮大战，晋军打败了楚军。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会盟诸侯，周王也来参加，册命晋文公为“侯伯”（霸主）。

晋楚争霸期间，齐秦两国雄踞东西。春秋中叶以后，楚联秦，晋联齐，仍是旗鼓相当。但争霸战争加剧了各国内部的矛盾，于是出现了结束争霸的“弭兵”。公元前579年，宋国约合晋楚订了盟约：彼此不相加兵，信使往来，互相救难，共同讨伐不听命的第三国。「弭兵」反映了两个霸主之间的勾结与争夺，也反映了一些小国想摆脱大国控制的愿望。公元前575年晋楚于鄢陵大战，楚大败；公元前557年晋楚于湛阪大战，楚又败。这一期间，晋秦、晋齐之间也发生过大战，晋获胜。公元前546年，宋国再次约合晋楚（弭兵），参加的还有其它十多个国家。会上商定：中小国家此后要对晋楚同样纳贡。晋楚两国平分了霸权。

当晋楚两国争霸中原时，长江下游崛起了吴、越这两个国家。晋为了对付楚国，就联合吴国。吴、楚之间多次发生战争。公元前506年，吴国大举伐楚，节节胜利，一直打到楚都。从此，楚的国力大大削弱。在晋国联吴制楚时，楚国则联越制吴，吴、越之间战争不断。吴王阖闾在战争中战死，其子夫差立志报仇，大败越王勾践，并率大军北上，会诸侯于黄池，与晋争做盟主。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积蓄力量，乘吴王夫差北上争霸之机，发兵攻入吴都。夫差急忙回归，向越求和。不久，越灭吴，勾践也北上会诸侯于徐州，一时成了霸主。

所以，春秋实际上有七霸，与战国的七雄总量相当。

春秋时期各国的兼并与斗争，促进各国、各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不同族属间的接触与融合。经过这一时期的大变动，几百个小国逐渐并为七个大国和它们周围的十几个小国。

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

都城郢（今湖北荆州市荆州区）

都城蓟（今北京西南）

都城郑（今河南新郑）

都城邯郸（今河北邯郸）

国君为姬姓魏氏，始祖是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前期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后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疆域大致包括现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河北的部分地区。西邻秦国，东与齐国和宋国相邻，西南与韩国、楚国接壤，北面则有赵国，地处中原四战之地。梁国。

公元前661年（晋献公十六年），魏国被晋献公攻灭，封给毕万（战国时魏国国君先祖）。

都城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

战国时代的形势是：楚在南，赵在北，燕在东北，齐在东，秦在西，韩、魏在中间。在这七个大国中，沿黄河流域从西到东的三个大国──秦、魏、齐、在前期具有左右局势的力量。

从魏文侯开始至公元前四世纪中叶，是魏国独霸中原的时期。魏的强大，引起韩、赵、秦的忧虑，它们之间摩擦不断。公元前354年，赵国攻卫，魏视卫为自己的属国，于是出兵攻打赵都邯郸。赵向齐求援，齐派田忌救赵，用孙膑之计，袭击魏都大梁。时魏军虽已攻下邯郸，不得不撤军回救本国，在桂陵被齐军打败。次年，魏、韩联合，又打败齐军。公元前342年魏攻韩，韩向齐求救，齐仍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设计将魏军诱入马陵埋伏圈，齐军万箭齐发，魏国大将庞涓自杀，魏太子申被俘。这就是著名的马陵之战。由此造成了齐、魏在东方的均势。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逐渐成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于是向东扩展势力。先是打败了三晋，割取魏在河西的全部土地。后又向西、南、北扩充疆土，到公元前四世纪末，其疆土之大与楚国接近。

在秦与三晋争斗之时，齐国在东方发展势力。公元前315年，齐国利用燕王哙将王位「禅让」给相国子之而引起的内乱，一度攻下燕国。后因燕人强烈反对，齐军才从燕国撤出。当时能与秦国抗争的唯有齐国，斗争的焦点则集中在争取楚国。

楚国的改革不彻底，国力不强，但它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楚结齐抗秦，使秦国的发展大受影响。于是秦派张仪入楚，劝楚绝齐从秦，许以商于之地六百里为代价。楚怀王贪图便宜，遂与齐国破裂。当楚国派人去要地时，秦相张仪却狡辩称“只有六里”。楚怀王兴兵伐秦，大败而回。楚国势孤力弱，秦便东向进图中原。先是与韩、魏争斗，后与齐国争斗。公元前286年，齐灭宋，使各国感到不安。秦国便约韩、赵、魏、燕国攻齐，大败齐军。燕国以乐毅为将，趁势攻下齐都临淄，攻占七十余城。齐王逃至国外，为楚所杀。齐国的强国地位从此一去不复返。由此，秦国开始了东向大发展。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帝）即位。

秦的统一是春秋以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比起西周，东周时期的生产力又有新的发展，采矿、冶炼、铸造业中出现了许多新工艺，如竖井中采用垛盘支护，使采掘深处的铜矿成为可能；硫化矿冶练技术的出现，拓宽了铜矿资源的利用；焊接、嵌错、鎏金和失蜡法铸造工艺等，使中国的青铜时代进入又一个繁荣期。铁器的出现，特别是战国中叶以后铁工具在农业和手工行业中逐渐普及，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更细，各行各业的兴盛，促进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使商业活动空前活跃。新兴地主阶级及相应生产关系的出现，对旧有生产方式是个沉重打击。这是生产力的一次解放。可是分封制导致割据与混战，给社会经济带来很大的损失，造成人员的大量伤亡。各国之间设关立禁，也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因此，只有实现统一，才能促使社会更快地发展和进步。广大农民、工商业者和新兴地主都盼望统一。虽然统一是靠长时间战争实现的，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它毕竟换来了历史的进步，使一种新的制度得以确立。

:春秋战国时期，做为中国最后一个青铜器时代，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同时也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中国的封建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北方成就更为突出。生产力的飞跃引起了生产关系的革命。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公田）逐渐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并最终通过各国变法确立了下来。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破坏了奴隶制的旧秩序，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和痛苦。但战争的结果加快了统一进程，促进了民族融合，也加快了变革的步伐。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壮大，他们在各诸侯国先后开展了变法运动，新的制度终于建立起来。变法最彻底的秦国，成为各诸侯国中实力最强者，后来发展成统一的核心力量。

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反映。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变革，促成了思想的空前活跃和文学艺术的繁荣。

春秋战国之交，神州大地掀起了一场社会大变革的风暴。

在这场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大变革中，旧的奴隶主阶级没落了，新的地主阶级兴起了；旧的制度和道德伦理观念，被新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取代了；一部分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尖锐激烈，兼并战争连年不断，整个社会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大动荡大改组局面。

在这个时期，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应运出现了，这就是士。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地位虽然较低，但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政治、军事的杰出人才。其代表人物如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以及商鞅、申不害、许行、陈相、苏秦、张仪等，都是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或科学家。至于一般的出谋划策、谈天雕龙之流，以及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更是人数众多。

由于士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不同。他们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许多学派。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儒、墨、道、法四家，而《论语》《孟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则是这四家的代表著作。其中，《论语》《孟子》和《庄子》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文献记载是颇为丰富的，特别是壁画。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楚国的伟大诗人屈原《天问》反映的内容，可以窥见当时壁画所曾有过的巨大规模，可惜均未流传至今。我们只能从青铜器画面、漆器画面和仅存的两幅帛画来了解当时的绘画。透过庞大复杂的青铜画面：采桑、狩猎、习射、宴乐、水陆攻战等，可以看出当时的工匠已具有相当高的构图能力和塑造形象的能力，已经初步掌握均衡对称、对比等艺术法则。虽因条件限制，画面中的人物形象无面部表情，但仪态生动，比例适当，间接表达出人物的心态，正如荀子所说的 形具而神生.墓葬出土的漆器，都描绘有图案，色彩单纯明快，其上的人物形象也以动态取胜，五官表情刻画较简单，绘画尚处在幼年时代，而幼年天真活泼、富有生命力的特点均被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有的漆棺纹饰用 油漆 绘成，可视为最早的 油画.流传至今的四幅战国帛画，特别是《人物龙凤图》、《人物御龙图》，代表了当时绘画的最高水平。如构图，均衡中有变化，形象比例动态、线条力度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是《人物御龙图》，线条劲挺有力，富有弹性，佩剑男子形象的刻画，线条的表现力等，都更显得成熟。中国画以线造型的特点已露端倪。分布广泛、多彩多姿的岩画，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绘画内容。

远不如同时期希腊雕刻的水平，大型的具有独立意义的雕刻作品尚未发现，当时的雕刻作品主要是随葬的泥木俑、玉石雕刻品，制成动物形、人形的青铜器和漆器及其它工艺美术品。从类型的复杂性和材质手法的丰富性来说，又是希腊雕刻所不及的。已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雕刻品有漆器、青铜、玉石、泥、木等材质制作的，形象有动物、人物、神怪、禽鸟、龙凤等，手法有圆雕、浮雕、彩绘、镶嵌。对人物的刻画，不仅能区分出尊卑贵贱等级差别，男女老少性别年龄特征，个别的还能刻画出性格特征。中国传统雕刻所具有的装饰性、绘画性、象征性等特点，此时已具雏形，这一传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青铜铭文（金文）及石鼓文代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其风格或苍劲古朴，或清秀典雅，具有特殊的美感，为后世所珍重。盟书、简册，无论是丹书或朱书，其字体又别具风韵。如侯马盟书，刀锋笔痕明显，转折顿挫有力，线条粗细略有变化，入笔出笔形成蚕头，有人称之为 蝌蚪书 ，形成一种特殊的美感。玺印文字为后来的印章篆刻艺术提供了最早的典范。

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和各阶层人民的喜爱，其社会作用是相当大的。对上层来说，音乐舞蹈首先是用于祭祀和宴享等重大典礼，对百姓来说主要是娱乐休息。起初，宫廷乐舞与民间乐舞是严格分家的。到战国时代，宫廷乐舞吸收了不少民间乐舞成分，产生了 郑声、楚舞、楚音、宋音、卫音、齐音等等，这些带有浓厚民间乐舞色彩的宫廷乐舞，是历史前进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曾引起一些守旧人士的恐慌和反对，但乐舞的变革同历史进步一样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从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看，战国时代宫廷乐舞活动的规模是很大的，从曾侯乙墓出土数十件成套的编钟、编磬来看，不仅规模大，而且乐器功能也相当先进，解决了音乐史上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当时除用于祭祀的乐舞外，用于祈福祛邪的宗教舞蹈很发达，如蜡祭、傩仪，从宫廷到民间都很流行。楚音和楚舞，以屈原的《九歌》为代表。在音乐理论方面，先秦诸子各自坚持自己的音乐观。道家、墨家、法家对乐舞持否定态度，但反对的出发点和否定的程度又存在差别：儒家肯定乐舞，而孔、孟、荀在肯定的同时又有各自的侧重点。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阐述了自己的理由，都从某一方面给人以启示，都值得后人研究。

主要是列国的都城，如东周王城洛邑、齐国临淄、燕下都、赵国邯郸故城、秦咸阳城、楚郢都、郑韩城等等。这时期的建筑也同其它艺术门类一样取得了很高成就。各诸侯国为着本身的生存和扩张，都不惜人力物力精心营造自己的都城，使之成为军事、政治、文化的中心。因各国都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营建时因地制宜，所以各有特点。但在很多方面又都是一致的或者是近似的，如宫城都由城墙和濠沟包围着，全城由宫城和郭城两部分组成，宫城的王宫处在全城中轴线最显要的位置，郭城内均有市（商业区），宫城与郭城隔开，左右对称布局，主要建筑按中轴线左右分布，等等。从建筑成就来说，当时发明了多功能的砖瓦，为建筑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斗栱的发明与使用，奠定了中国古典建筑特有的美感形式，台榭建筑是那个时代独有的建筑类型，此外，对建筑的严格的等级限制，也为历代建筑所遵循。

春秋战国时期的工艺美术，最富活力，品种丰富，成就最大。青铜工艺处于巅峰向衰落的过渡期，可谓灿烂辉煌。与西周及商代相比，产生了许多新特点。形制由原来的庄重威严向轻巧实用方向发展，产生了许多新器形，日常生活用的铜器增多，制作亦日渐精巧。青铜器铭文，除个别的例外，大多变短，像西周那种通过铸长铭文来显示赫赫家史或宣扬礼制的青铜器基本上不见了。青铜纹饰向两个极端发展，一是带有威严神秘气氛的兽面纹变为简练的几何纹；一是描绘现实生活的场景。装饰手法，纹饰刻镂更浅细，前期之粗花变为工整的细花。新工艺（失蜡法、镶嵌、刻纹）的提高和推广，使青铜器走向华巧工致的新时期。失蜡法是铸造青铜器的高超技术，其优点可以使青铜器纹饰更为多样而精致，它的运用和推广极大地提高了青铜器的铸造水平。镶嵌（或错金银）技术运用于青铜图案装饰，可使青铜器的造型多变、纹饰繁缛、绚烂多彩。因为镶嵌用的饰物金、银、铅、玉、绿松石等质地不同、色泽不同，与青铜器表面颜色形成对比，因此镶嵌纹饰醒目、突出。刻纹铜器的纹饰，制作起来更方便，纹饰题材比以前更宽广了。总的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审美功能被强调、突出，实用功能削弱了，神秘礼制成分几乎没有了。这是青铜工艺从奴隶制礼乐制度下挣脱出来的重要标志，体现出新兴地主阶级以华巧为美的新观念。

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带来了各诸侯国礼制观念的更新。与统治阶级密切相关的礼玉、饰玉也随之发生变化，饰玉种类增多。春秋战国时代的玉器种类主要有：璧、琮、管、珠、佩、琀、串饰、勒、瑗、环、玦、圭、璋、柄形器、戈、带钩、镜架、匕等，多数为礼器，少部分为生活用具。玉作为显示贵族身分的装饰物，与佩饰者朝夕相伴，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玉象征君子之德，有七德、九德、十一德之说。玉器的演变，商代多立体玉雕，西周尚留余痕，春秋始玉器则日渐平面化，品种渐少，但制作更为精致。已经发掘的春秋战国墓葬，大多殉葬有玉器，而且数量大，制作精美。如河南淅川春秋中期楚墓出土玉器达三千多件。一般的墓葬出土玉器也有一二百件。有的制作之精，令今人叹为观止，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节龙玉佩；洛阳金村韩墓出土的人形玉佩饰（详后），从选料到琢制都十分出色。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漆的国家，商周时代漆器工艺很发达。春秋战国时代漆器的使用范围更广了，技术也大有提高，并出现了地方风格。战国漆器在中国漆器史上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分布范围广，品种大增，制作水平空前提高，在许多方面有新的改进。首先胎骨比较多样，木胎之外还有夹紵胎、皮胎、竹胎等；使用色彩也更为丰富，有红、黑、白、紫、褐、绿、蓝、黄、金、银等，以黑、红为主调；图案纹饰繁褥而有规律。此外，髹漆与雕刻、绘画相结合，甚至与镶嵌相结合，也是春秋战国漆器的一大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在织绣工艺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以楚国地区的实物遗存最多，如1982年在湖北江陵马山一座小型墓葬中发现了保存完好的衣物35件。出土纺织品有丝、麻两大类。丝织品包括绢、绨、纱、罗、绮、锦、绦、组八大类，制作之精也是前所未有的。

（见于《史记》者）

齐、晋、秦、陈、吴、楚、越、韩、赵、魏、宋、鲁、卫、郑、曹、钜、邾、杞、杨、蔡、剡、任、滕、费、倪、曾、缯 、邳、巢、随、钟吾、刘、六、召、周、道、房、沈、申、苏、温、廖、舒、舒鸠、舒庸、舒廖、燕、南燕、许、徐、虞、虢、黎、无终、中山、安陵、邓、贾、邢、甘、荣、巴、蜀、单、州、胡、唐、赖、权、莱、逼阳、纪、遂、谭、代、黄、项、耿、霍、息、梁、芮、滑、薛、邿、章、顿、陆浑、肥、鼓、赤狄潞国、江、根牟、应、罗、樊、毛、程、宿、詹、焦、祝、吕、聂一百零五国。

另有义渠、大荔、孤竹、山戎。共计一百零九国。

扁鹊，原姓秦，名越人，战国时齐国渤海郡莫州（今河北任丘）人，一说为山东长清人。由于他的医术高超，被认为是神医，所以当时的人们借用了上古神话的神医扁鹊的名号来称呼他。扁鹊奠定了中医学的切脉诊断方法，开启了中国医学的先河。

扁鹊青年时曾替贵族管理客馆，因而结识了名医长桑君，向他学习，被人认为是起死回生的神医，其后开始往各国行医。

他首先在虢国行医，正巧遇上虢国国君的太子猝死。他认为太子只不过是患了热气病，知道太子是仍然活着。他救了虢国太子，自此他起死回生的医术就不胫而走。

他后来到了蔡国，遇上了蔡桓公，蔡桓公认为扁鹊的赫赫有名只不过纯粹是神化夸张，于是对于他十分傲慢无礼。扁鹊一见到蔡桓公，就对他说他有一个小病，只要立刻服药就可以治好，蔡桓公认为他只不过在吓唬他，故此没有理会。当扁鹊第二次建议要为他治病时，蔡桓公也置之不理。当第三次扁鹊见到蔡桓公时，蔡桓公发觉自己的身体果然像扁鹊所说一样，病徵散发出面，极为严重，他这才向扁鹊请教，可是扁鹊说由于蔡桓公对于他的劝告置之不理，现已经没能救了。过了不久，蔡桓公果然死了。有了讳疾忌医的成语。

后来扁鹊到了秦国，由于太医令李醯妒忌扁鹊的医术，于是设计害死了扁鹊。

相传《难经》为扁鹊所著。

管仲（？-前645年），名夷吾，字仲，史称管子，出生于颍上（今安徽颍上县），春秋时代的政治家，哲学家。《史记-管晏列传》、《管子》、《左传》记载他的生活传记，《论语》（宪问第十四）也有关於孔子对他的评论，北宋苏洵的《管仲传》也有一些分析。 年轻时家境贫困，鲍叔牙发现管仲有才能，交为好友，经常和管仲往来，管仲常占小便宜，鲍叔牙并不引以为意，反而处处为他设想，一直都善待管仲（蔚为美谈，史称管鲍之交）。 在鲍叔牙强烈推荐下，齐桓公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甚至尊为仲父。管仲在齐国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倡尊王攘夷，终于帮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

晏婴（？-前500年），字仲，谥平，习惯上多称平仲。山东高密人。春秋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

晏婴是齐国上大夫晏弱之子。以生活节俭，谦恭下士著称。据说晏婴身材不高，其貌不扬。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年）晏弱病死，晏婴继任为上大夫。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辅政长达40余年。周敬王二十年(公元前500年)，晏婴病逝。孔丘曾赞曰：“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现存晏婴墓在山东淄博齐都镇永顺村东南约350米。

晏婴头脑机敏，能言善辩。内辅国政，屡谏齐侯。对外他既富有灵活性，又坚持原则性，出使不受辱，捍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司马迁非常推崇晏婴，将其比为管仲。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 ，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鲁（今山东曲阜）人。他是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是自汉代起中华文化中的主流学说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思想对古代中国及朝鲜等周边国家有深远的影响，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

老子（前57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嬴姓李氏，名耳，字伯阳，有人说又称老聃。春秋时期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鹿邑）人，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其被唐皇武后封为太上老君，世界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之一，存世有《道德经》（《老子》）。其作品的精华是朴素的辨证法，主张无为而治，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学说后被庄周发展。道家将老子视为宗师，孔子也曾学于老子。在道教中老子被尊为道祖太上老君。

赵武灵王（约前340年—前295年），中国战国中后期赵国君主，赵武灵王在位时，推行的“胡服骑射”政策，赵国因而得以强盛，灭中山国，败林胡、楼烦二族，辟云中、雁门、代三郡，并修筑了“赵长城”。

李悝（前455年前395年)战国时魏国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在魏国的变法，是中国变法之始，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便对其他各国震动很大，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变法，为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铺平了道路。后来著名的商鞅变法、吴起变法等，无不受到李悝变法的影响。

申不害(约公元前385～前337) ，亦称申子，郑韩时期人物(今河南新郑)人。战国时期韩国著名的思想家。他在韩为相19年，使韩国走向国治兵强。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中国战国中期著名法家代表人物、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姬姓，公孙氏，卫国国君的后裔，故又称卫鞅、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执政秦国19年，实行变法成绩卓著，史称商鞅变法。商鞅年少时，专研以法治国，有学识。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选贤任能，便到秦国去。通过宦官见到了秦孝公，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后升大良造。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因功封于商，故称商君。前338年，秦孝公崩，被诬谋反，车裂而死。

孙膑（？ - 公元前316年），妫姓孙氏，其本名不传，是中国战国时期军事家，因其受过膑刑(剔去膝盖骨)，故名孙膑。他是孙武的后人，生于中国战国时期的齐国阿鄄之间(今山东省的阳谷县阿城镇，鄄城县北一带)。战国时期曾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帮助齐国取得了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胜利。

吕不韦在赵国经商时，偶然结识秦国交给赵国的王室人质异人（秦始皇之父，后改名子楚，即秦庄襄王），认为奇货可居，决定帮助异人连络秦国王室，接返秦国。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薨，太子安国君正式即位，是为秦孝文王；三日后猝死，异人登基，是为秦庄襄王，吕不韦为相国。 三年后秦庄襄王病卒，十三岁的太子政继位，即后来秦始皇，吕不韦被尊称为仲父。秦始皇发现母亲与吕不韦有奸情，将吕不韦革职发配，后吕不韦饮鸩自杀。吕不韦任秦国丞相时期，组织门客编写了著名的《吕氏春秋》，其门客有三千人。即《吕览》。也是杂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荆轲（？～公元前227年）：中国古代著名刺客。也称庆卿、荆卿、庆轲。燕国太子丹曾在秦国为人质，回国后欲报此仇，遂四处寻觅又能刺秦王政者，得荆轲。荆轲为获得秦王信任，使因获罪秦王政而逃亡燕国的樊於期自刎，并取其首级。又得燕督亢处地图，内藏淬毒匕首以刺秦王。出发时，荆轲在易水旁留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千古绝唱。陪同前去的是燕国少年勇士秦舞阳/秦武阳。至秦国后，荆轲假称要为秦王解释地图而靠近秦王，直至图穷匕现，但终究未能成功。荆轲和秦舞阳双双被杀。

屈原（前340年-前278年，生卒年尚有争论，约生于前353年～前335年，逝于前283年～前269年），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汉族，中国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屈原虽忠事楚怀王，却屡遭排挤，怀王死后又因顷襄王听信谗言而被流放，最终投汨罗江而死。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中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等。屈原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因当年为屈原逝世2230周年，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位文化名人之一。

春秋战国时代历时500余年，其间战争此起彼伏，风云人物层出不穷，局势跌宕变幻。战场上的兵戎相见，军营中的运筹帷幄，外交场合的谋略交锋，给我们留下了大量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舞台：不管是出身尊贵还是落魄士者，不管是出身名门还是贩夫走卒，不管是白发苍苍还是稚龄童子，只要有才干，有想法，都能封候拜相得到重用一展才华。苏秦、张仪、管仲、范雎都是平民出身，老的更有百里奚，少有天才甘罗十二岁拜相。

改革与争霸战争并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显著社会状况。可以说，春秋每一位霸主的出现都是改革的结果，战国七雄之所以能并踞中华大地，也是不断革新的结果。原因是，称霸战争需要以政治经济作为后盾，进行改革是迅速提升诸侯国实力的必要手段。从春秋到战国，是改革接着改革，战争连着战争，在改革中国家强盛，在战争中国力受创。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发展进步的。

(前770-前476年)

公元前770年 周王朝东迁 东周开始

公元前704年 楚国始称王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称霸

公元前642年宋襄公称霸

公元前631年晋文公称霸

公元前623年秦穆公称霸

公元前598年楚庄王称霸

公元前584年 吴国兴起

公元前575年鄢陵大战

公元前562年 鲁作三军

公元前559年 楚吴战于皋舟

公元前548年 崔杼杀齐庄公

公元前546年 晋楚弭兵

公元前544年 吴季札周游列国

公元前541年 郑子产问平公疾

公元前529年 楚灵王自缢

公元前525年 吴楚长岸之战

公元前522年 伍子胥出奔吴国

公元前519年 周室二王并立

公元前515年 专诸刺吴王僚，吴王阖闾即位

公元前506年 吴军破楚入郢

公元前496年 吴王阖闾攻越，战败而死

公元前500年~公元前490年 晋生内乱演变为诸侯混战

约公元前6世纪末 各国开渠筑堰

(前475-前221年)

公元前323年 “六国相王”联合抗秦

公元前322年 张仪相魏，纵横家活跃于政治舞台

公元前318年 六国合纵攻秦

公元前316年 燕王哙行禅让

公元前312年 张仪破齐楚之盟

公元前308年 秦甘茂攻宜阳

公元前307年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公元前301年 齐魏韩合纵攻楚

公元前293年 秦韩魏伊阙之战

公元前287年 苏秦合纵六国攻秦

公元前284年 燕乐毅伐齐

公元前269年 赵败秦于阏与

公元前260年 秦赵长平之战

公元前258年 秦围邯郸

约公元前251年 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

公元前227年 荆轲刺秦王